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个人的。他不仓促草率，不是研读三年五年即宣布发现即推出产品，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的写作每一个字都经过心思长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在写作上的严肃和尊严，当代人中，大概只有少数人可与之相提并论。

在分科分工的当代，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在理性主义的眼里，中国早期君主的重要讲稿《尚书》实在“诘屈聱牙”，记录历史的《春秋》不过是“断烂朝报”，即使群经之首的《易经》，也是要么晦涩，要么托命一如游戏……先秦在不少人眼里，既无古希腊人的理性，又无古罗马人的法治精神。至于高居庙堂的儒学伪道，即使当下占据知识界主流的学术，充斥市井的文艺，更是跟西方的理性、自由和个体本位大异其趣。但张远山的作品，则向我们表明，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在先秦所抵达的成就足以证明，汉语自有风骨、理性和关怀。

如作者《后记》所说，庄子主张“至知忘知，自知无知”，“吾生有涯，知也无涯”，略同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庄子主张“自适其适，以德为循”，反对“适人之适，役人之役”，略同于尼采的“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作者感叹：“隐于江湖的庄学真道，却与欧西古今大哲莫逆于心。”

从两千年来的儒学氛围中走出来并不容易，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孔子被请回诸子行列。但对孔子和诸子的解读经历了反复。可见，我们民族要冲破大盗和乡愿的罗网，仍任重道远。两千年间，我们中国人一直活在伦理本位、儒家本位、王权本位、官吏本位的“差序格局”里，个人本位一直属于个案存在。甚至百年间的现代化转型，我们也是在儒家本位、革命本位、阶级本位等罗网中沉浮，这种迷失影响到我们的文史哲学思考，影响到我们官产学精英的存在状态。

我们今天知道，一个共同体的个体存在状态与其整体相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二者异质同构。是以中国人规模之巨，百年来千年来能称得上独立个体的人屈指可数。庄子说：“无知众人，因其无名无功而自卑，不敢因循内德，自适其适，而是迎合外境，适人之适，以便求取功名。适人而无技，必定无功无名，仍为无知众人。适人而有技，必有小功小名，于是成为小知。适人而有术，必有大功大名，于是成为大知。小知之学技，大知之学术，都是老聃所言‘为学者日益’，因而自矜其知，自矜功名，对下则自得而役人，对上则自卑而适人，仍是终身迎合外境而适人役人，不能尽其所受乎天，只能亏生、迫生，乃至受刑早夭。”将庄子这段话跟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参照，可知大部分人抽离了现代化的真精神，即自由的、尊严的精神，即“真德”，而落入到各类现代说辞中去了。

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众多的汉语作品，都是求名求利的，少有明心见性之作，少有安慰、关怀和激励。《白鹿原》乃至莫言的作品只是半部杰作，它们多停在革命反思和故事本位中，尚未反思到个人本位；《拯救与逍遥》只是青春意气，它并未夯实人的价值。这类反思和意气，难以跟庄子们对匡章的同情理解和批评相提并论。

张远山的工作是少数例外之一。如果我们知道，张远山、庄子等人的生存，在汉语里被称为“至知”，只不过是“道术为天下裂”前的自然状态，是现代性最为平实的自由精神；甚至儒生们称道的圣贤，也只是现代性最为健康的公民人格……我们大概能理解，两千年来、百年来我国的世道人心跟文明之间的距离，我们国人的人生跟自由自尊人生的距离。两千年来，在人生中及格的国人学人屈指可数。

庄子、远山等人的努力正大，然而对这个积重难返的共同体来说，仍不足以撼动它固有的轨迹。这也是远山的“庄子工程”在当下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这样说，丝毫不减远山和庄子们的意义。事实上，在今天中国人迈向新生之旅中，远山们的工作已经成为火把、明灯，成为我们生存可信赖的营养和财富。

远山自承他的愿心是“颠覆秦火汉黜伪造的历史谎言”、“治疗庙堂伪道导致的民族内伤”、“接续江湖真道传承的先秦元气”……这是一种大时间观。市井文化多失去跟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通泰、美好。用庄子的语言，这是一种“小年生存史观”。但远山的工作是“大年”大时间观照下的个体安顿，这一工作如燃灯，如报春的燕子，是贞下起元的先声，他传达的是春天的消息，是元气淋漓的自由人生。

以此贺远山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