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是解玺璋先生的历史人物随笔，以元明清三代和民国人物为主，从刘秉忠、马致远、李贽、黄宗羲、吕留良到严复、林纾、徐世昌，也有远到三国时代的陈寿。十几个人物不算知识人研讨写作的焦点巨星，但也都足够重要。玺璋先生相当于为每个人做了一篇专题传记，切入点在于历史转折之际的个人选择。

本书中的人物，要么面临王朝的鼎革，要么面临华夷之辩、中西之争，他们在历史巨变之际的认知和选择多有不同。尽管今人对历史目的和历史审判抱持怀疑，但玺璋先生证实，历史人物仍受制于历史。诚然，“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但有人虽死犹生、有人虽生犹死是我们历史至今不虚的真实。

玺璋先生为一些历史人物做过辩诬，比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不是为等待康熙等当政者访求所写，比如严复参加“筹安会六君子”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严复的事尤其值得一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严复只是因为思想接近，被杨度等人利用，还没听到杨度等人招呼，自己就被登报列名了。严复当时有过辩解，说自己“复纵百口，岂能自辩？”。这一事实说明，严复即使思想上趋于保守了，但在操作层面，他是明白是非的。洪宪闹剧失败后，严复认为，袁不能退位，这对当时的中国极其重要，也说明他是懂得现实利害的。

用哲人的话来说，世界的历史就是世界的法庭。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为宗教、讲究慎终追远文化的国度来说，历史进程往往有着法庭审判的功能。故我们经常面临历史的反动之举，在反动派们不以为是反动，反而自得地以为跟上了历史、创造着历史的时候，中国文化、世道人心仍在施行其审判功能，审判这些跳梁小丑。严复“躺枪”固然冤枉，但他当时保守得有暮气，为了子女前途而跟官场走得近，“躺枪”也是其来有自。

这类逃不过“历史审判”的人还有很多。比如陈寿，尽管他有“良史之才”，尽管他个人跟诸葛亮有私仇并且值得同情，但他在写史时歪曲史实、回避史实却是一个为当时和后世所诟病的事，人们甚至批评他“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玺璋先生也认为，陈寿丢弃了史家的良知和责任，其写作成了著史为政治服务的先例。

由此可见，无论历史如何发展，当事人如何委屈，我们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以贯之的。跟今天拜物教、成功主义流行的看法相反，中国文化不是势利的，中国文化看待人，仍着眼于人的伦理责任。陈寿们也许以为历史是由“胜利者”或活到最后者来写的，但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自有书法。

通读全书，最让我感慨的是，无论历史被后人如何悲悯或者否定，无论元明清三代以来的历史多么混乱而缺乏确定性，并让文化人难以得到安顿，我们的文化都还有不曾被埋没的价值参照，都还在赋予历史人物以生命的能量。元明清三代的历史之所以让我们感慨无尽，因为它不仅是经常面临异族入侵、异族入主的时代，而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衰败时代。这样的时代之“穷”已经不是孟子意义上的“穷”，“穷则独善其身”，而是文天祥意义上的“穷”，“时穷节乃现”。

因此，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的文化也赋予了个人选择的最高价值—气节，也就是《易经》所说的“天地闭，贤人隐”“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就是孔子孟子们一再强调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玺璋先生在本书中撰写了不少历史巨变之际的中国君子。中国君子在文化的上升期曾经跟政道合作，甚至参与政道；但在衰败期，在穷窘之时，中国君子需要表现退藏的一面。这就是黄宗羲从“明夷”中看到的，“内文明而外柔顺”“内难而能正其志”。

这个“或处或默”的君子之道，就是从汤显祖、徐文长、李贽到曹雪芹们的选择，是旁观者、边缘者编织的想象之梦和美丽之梦。当然，最为极端的，莫过于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的历史里活出了“遗民”。本书中的陈洪绶、傅山、黄宗羲、吕留良们，就是历史大潮中的遗民，他们有的人曾经为自己没能及时死掉而觉得羞耻、后悔，有的人因为时代污浊而想办法洗净自己，但他们活着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就是有性格的君子，对当时的社会进行着打量和审判。因此，“遗民”如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弱者，是文化的守望者，更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尽管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合作了，都“与时俱进”了，遗民们的坚守越来越无望甚至没有了意义，但历史地看，正是这些遗民激活了中国的君子之道，百年千年以降，我们回望那些历史上的鼎革时代，依然能感受到遗民们悲怆、清瘦的面容，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撼人心魂的文化和美的力量。

这是弱者的力量。“弱者道之用”“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一代大儒刘宗周就是这样。清军南下，浙省降清，刘恸哭说，“此余正命之时也”，终于“绝食二十日而卒”。陈洪绶的朋友王毓蓍有自知之明，他认为，在改朝换代之际，像他这样的声色中人要守住气节就不能苟活。有一天，他把所有的朋友请来欢聚，酒足饭饱之后，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一月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