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明朝

近代世界的起点

以往人们一般将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甚或法国大革命等，视作近代世界的起点。但这是已经受到普遍批判的“西欧中心论”的看法。人类历史发展，不是某一种文明的独力所为，而是多种文明的合力推动。在近代世界的起源问题上，同样如此。近代世界的主体力量，并非西欧一种文明，同样还包括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中华文明。正是这四种文明的角逐，而非西欧文明的一枝独秀，才构成了近代世界的整体图景。

蒙古帝国的瓦解，为四种文明的竞逐画出了同一起跑线。蒙古帝国像一阵历史的狂风，席卷了亚欧大陆，突破了以往不同文明区域交流的模式，首次将亚欧大陆联系在一起。有鉴于此，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杉山正明将蒙古帝国的建立视作世界史的开端、全球化的开始。但蒙古较少的人口、落后的文化，使统治者无法对被征服文明开展整体性、深层次的文明整合，而是采取融入被征服文明、因俗而治的被动管理模式。这便使得蒙古帝国虽然疆域辽阔，但内部松散，元朝和四大汗国之间，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合作。14世纪中期，一场蔓延于亚欧大陆的瘟疫，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根基，面对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蒙古帝国逐渐土崩瓦解。可见，蒙古帝国为新时代拉开了序幕，却不是开辟未来的掌舵人。掌控历史的，仍然是他们南面的邻居，更为发达的农商文明。

蒙古帝国的瓦解，为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的复兴提供了历史空间，为西欧文明解除了长期威胁，为俄罗斯文明的整合与形成提供了历史前提，四种文明从此开始复兴、崛起，纷纷竞逐于蒙古帝国瓦解后的权力空间，构成了近七百年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和整体图景，标志着近代世界的开端。如果要为这一事件寻找一个具体时间点的话，蒙古帝国的宗主国元朝灭亡的1368年，可以作为合适的标志。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建立，开启了近代世界。

可见，明朝与以往中国的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明朝已不再仅属于中国，还属于世界。近代世界的暴风骤雨，已经开始冲刷这个古老的文明，虽然明人对此尚无明确的认识，但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已经在整体上开始影响、冲击这个传统的帝国。

但另一方面，独处于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里的中国，长期远离亚欧大陆交界地区的纷攘喧嚣，在广阔而富饶的地理空间中，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保持了长期的经济领先，建立起庞大的国家体系，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道路和发展模式。外来的文化冲击，对于具有悠久传统、庞大疆域、多种文化的中国而言，会在无形之间被悄然稀释淡化，难以推动国家完成自上而下的整体动员。

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在近代激烈的变革、竞争的潮流中，为了生存并壮大，顺应这种变化趋势，努力开展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西欧不同规模的政权，通过构建起具有认同感的“民族”观念，建立起民族国家，走出了封建割据的状态，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开启了全球扩张和海外殖民的历史进程。奥斯曼帝国与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通过将“圣战”意识与游牧民族骑战风气相结合，推动伊斯兰文明在亚欧非腹地疯狂扩张，成为早期全球化东西交流的中介和使者。莫斯科公国继承了蒙古帝国广阔的疆域视野和政治上的威权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吞并、整合了数百个罗斯部落，建立起崭新的俄罗斯文明。从地理位置、疆域观念、扩张方式等方面来看，俄罗斯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游牧族群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

孤处东亚的明朝，在国家动员上呈现出“有限动员”的保守特征。一方面，明朝在政权规模上，并未像其标榜的“驱逐胡虏”，而是努力接管元朝旧有的广阔疆域和多种族群，开展复合政权的建设；另一方面，在政权宗旨上，明朝努力“恢复中华”，虽然掌握着当时世界上强大的陆军、水军力量，但放弃了蒙古帝国的世界取向，而是满足于在亚洲尤其是东亚恢复起以中国为核心与主宰的“中华亚洲秩序”，在疆域政策上呈现出内敛的取向。

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与以上文明采取国家支持对外贸易与扩张的方式不同，明朝放弃了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和商税政策，恢复传统的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长期采取了禁止海外贸易的“海禁”政策。虽然漫长海岸沿线的民众长期开展走私贸易，推动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促成中国逐渐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并最终在隆庆年间推动国家开放“海禁”，实现海外贸易的合法化；但国家一直没有积极主动地借助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推动政权的整体改造和近代转型。表现在经济上，便是明朝官方一直坚持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并没有追随商人的脚步，产生海外殖民的政治野心；甚至国家财政在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冲击下入不敷出，最终崩溃。

因此，在早期全球化的历史浪潮中，我们看到了明朝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是民间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保持经济领先和文化辉煌，众多的历史新因素不断产生；另一方面却是国家虽然也在吸收早期全球化带来的白银货币、军事技术乃至思想观念，但政权体制呈现出巨大的传统惯性，不为新思潮所撼动。就像一件衣服，其他文明改换了样式，而中国只是点缀了花边。

可见，在世界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十字路口，明代中国实行“有限动员”的国策，虽然长期保持了广疆域、多族群、多文化的王朝国家模式，但未能利用自身的军事、经济和国家整体实力，推动国家进一步改造和成长，也未像其他文明那样积极扩张，而是满足于在亚洲地区辐射影响。明朝的这一做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在世界近代浪潮中的命运。近代时期席卷西方的暴风骤雨，并未在明代中国产生电闪雷鸣、惊天动地的效果；而是如蒙蒙细雨，润物无声。明朝的大地，虽然萌发了历史的新芽，但依然笼罩在传统的风月之下，保持着旧时的容颜。明朝的这种选择，虽然并不成功，但很合理——这是地缘政治、文明传统、王朝性格综合而成的必然结果。本书尝试按照时代顺序，选择每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象展开叙述，从而揭示明代中国的历史道路和时代特征。

“他”的故事与历史的叙事

历史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记忆。清代文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西古代历史学都以叙述为特征，通过讲述典故、阐明道理、惩恶扬善，从而传承文化传统。英文“History”即“人类故事”之意。近代西方女权主义者鉴于这个词所可能蕴含的“男人的故事”本义，于是又创造了新词“Herstory”，以纠正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由此可见，“人”的故事——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永远是历史的核心和焦点。

近代历史学受到科学潮流的影响，逐渐将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以建立客观的历史解释体系为目的。虽然看起来更可信了，但不那么可爱了。不过，历史学本身的人文性、大众对历史叙事的要求，都使叙事传统在当代历史学中仍绵延不绝，当代西方史学甚至有复兴叙事传统的趋势。中国古代拥有最为发达的史学传统，但由于文化断裂的缘故，在当前，二十四史的写作模式，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讲，都存在巨大困难。但在此之外，中国古代民间还存在另一通俗讲史传统，用白话形式，将历史故事化，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知识向民众的传播。宋元时期已有讲史话本，明清时期更形成了成熟的历史小说，这些叙述模式都是古代通俗讲史的模式，在民间极受欢迎，是千百年来民众学习、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历史知识的转化和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长期保持了领先地位，若鉴于近代一百年的武力不竞，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力衰退，就对中华文明进行根本的质疑和颠覆，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十分短视的行为。复兴的中国将再次成为决定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复兴的中华文明也将会对现代文明实行深层次改造，促进世界文明道路的改变。

经世致用，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唐代士人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明代阁臣徐阶也说：“文章贵于经世，若不能经世，纵有奇作已不足称。”在继承中华文明优秀遗产，将之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从而构建新型中华文化体系的时代潮流中，历史学家将中华文明的内涵完整而准确地揭示出来，作为国家发展的参考、民众通识的知识，便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工作。而其中需要重点挖掘、借鉴者，便是关系到治乱得失的重要关节。正如朱熹所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又如黄庭坚说：“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大门，与其他文明一起出发的明朝世界，应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重大关节和主要角色之一，明朝形塑着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脉络和发展道路。

从“三上书”寻找心灵的安放

宋代崇文抑武，虽然积贫积弱，国力不竞，文化却繁荣昌盛，文人辈出，一时之间，向学之风十分盛行。欧阳修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北宋名臣。在政务倥偬、案牍劳神之余，仍然写下众多名篇佳作。欧阳修将之归功于“三上”。他很钦佩上司钱惟演的向学精神：“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欧明修又指出宋绶也是这样，“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至于他自己，欧阳修也承认“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文忠公此一良法，不仅是对宋人的告诫，对于现代人来说，更是安顿心灵的方式。从田园牧歌式的古代社会，到忙碌紧张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忙于各种工作，在一片喧闹的背后，独处变成一种奢侈，内省成为一种奢望。人本应自觉思索生命的意义，并将之视为生命中最值得珍惜和宝贵的东西，而今这种意义却要被我们漠然而弃。即使以思考为本务的知识分子，也终日在既定的工作链条上，忙碌异常。其实，遑论古代，即使在并不遥远的19世纪，那个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康德每日漫步于林荫小道之上，思索生命和知识的真谛的背影，对于现在的我们，看起来也已经那么久远和隔膜。

相同的困境，同样缠绕着我。艰巨的科研任务、繁杂的事务工作，常常令我有超负荷的感觉，做学问逐渐变成一件苦差事，这真是有违选择这一行当的初衷。而每天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只有在地铁上、在床头边，只有在这些时刻，我才可以有些飘离现实的思考。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本颇值赏玩的小书，那便可以在喧嚣吵闹之中或夜深人静之时，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之中。这种书量不能大，不能重，否则不便携带与翻阅；又不能过于艰深，否则读起来会很累，背离了初衷。个头小巧，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书籍，便是最合适的了。按照文忠公的提法，不妨把这种书叫作“三上书”。

本书的写作，便是这样一种尝试，所希望达到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是心灵的互通，从而在忙碌的世界，勾画一个遥远的时空，寻求自在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