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历史名人丛书·传记系列：杜甫传

杜甫是中国伟大的诗人，他亲身经历了大唐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后半生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在漂泊的旅途中，他用诗笔忠实记录了黎民百姓遭受的深重苦难，表现出深沉而炽烈的爱国赤诚和儒家的仁爱精神。杜甫一直把人民的痛苦作为其诗歌的主要表现对象，“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整部杜诗的思想主线。杜诗向来被人们称为“诗史”，翻阅这部伟大的诗集，其坎坷人生中所留下的每个足迹，为国事民生而发出的每一声叹息，都如在目前、如在耳边。杜甫的伟大形象如高山般耸立在历史烟云之中，其思想感情和人格的光辉永远照耀着东方大地。杜甫的社会价值就在于他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用个人鲜活的生命历程，完美地进行了一次崇高的人性实践，向世人证明了这种崇高人性的客观存在，这种人性的昭示是可以跨越时空而永存的。一千多年来，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崇杜、爱杜、亲杜之声不绝嗣响，这是心灵的呼应，是对崇高人格的认同，也是对中华人文精神的庄严礼赞。在当前人类面临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文明危机、价值危机和生态危机这五大危机之际，杜诗必将为化解这些危机起到重大作用。

1996年，孙微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随我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又考入山东大学，师从著名杜甫研究专家张忠纲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北大学和山东大学多年。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杜甫研究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其著作《清代杜诗学史》《杜诗学研究论稿》《清代杜诗学文献考》《杜诗学文献研究论稿》都深受学林好评。特别值得赞扬的是，他用了十四年的时间不辞辛苦地南北访书，最终纂辑完成了《清代杜集序跋汇录》一书，将清代杜集中的序跋汇为一集，体现了孜孜不倦的求道精神，其嘉惠学林可谓多矣。在他南北奔波的孤寂背影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那颗崇杜、爱杜的拳拳之心。

新时期以来，已涌现出多部杜甫传记，其中以陈贻焮《杜甫评传》、莫砺锋《杜甫评传》的影响最为深远，也最为学界所称道。我个人也撰写过一部《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目的也是为扩大杜甫的影响做一些贡献。不过现在社会上对杜甫的误解并未减少，前些年“杜甫很忙”的闹剧也都表明大众对杜甫的误解和隔膜是根深蒂固的，这说明学界对杜甫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任重而道远，目前我们仍迫切需要一部雅俗共赏的杜甫新传记，让普通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和了解伟大诗人的人生行迹和心路历程，孙微这部新的《杜甫传》就代表了学界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尝试。我有幸提前阅读了这部《杜甫传》的书稿，初读之下，为其文气之流畅、研究之深细、新见之迭出而击节赞叹。总的来看，我认为这本《杜甫传》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首先，用优美流畅的文笔清晰而准确地描述了杜甫一生的行迹。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本书作者在写作中坚持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读来津津有味，兴趣盎然。而且在每章的最后，作者都用四言韵语的赞体对杜甫的生平事迹加以深情咏叹，如第七章《度陇客秦州》赞曰：“唐尧自圣，因人远游。东柯谷秀，西枝径幽。在山泉冽，诛茅水柔。餐霞食柏，乐以忘忧。”又如第九章《卜居成都草堂》赞曰：“南邻朱公，斛斯北老。润物施功，春雨亦好。故园鼓鼙，忧心若捣。茅屋多漏，秋风如扫。蜂蚁黄鹂，尽入诗草。”再如第十一章《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赞曰：“形胜有余，风土实恶。赤甲白盐，东屯西阁。稼穑诗兴，土宜民瘼。冲路夜归，邻多虎貉。京华遥望，客睡难着。故国平居，蒹葭寂寞。”这些韵文既能简明概括杜甫的生平事迹，又显得含蓄典雅，文采斐然，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与这部诗圣传记恰好相得益彰。此外这些赞语都严格遵守了“平水韵”，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用韵语向诗圣致敬之苦心。

其次，对杜甫生平事迹的重新梳理，修正了此前不少错误认识。近几十年来，学界关于杜甫生平事迹的研究有过许多争论，也取得了不少突破。本书作者在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杜甫生平中的不少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例如关于杜甫的结婚时间，目前学界都以杜甫开元二十九年所作《祭远祖当阳君文》“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之语作为文献依据，而本书作者指出，这个“筑室”乃是唐人的“庐墓”之习，并不能理解成盖房娶妻。杜甫的结婚时间应在天宝十载以后。又如杜甫困守长安十年后获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职，他在《官定后戏赠》一诗中表现出无可奈何之情，此前学界认为这是杜甫嫌官小，因为这个从八品下的微职与其“致君尧舜上”的伟大理想反差太大，所以被认为是“极大的嘲讽，是恶意的作弄”。本书作者指出，从《进雕赋表》和《天狗赋》来看，杜甫的政治理想是做一名类似于侍御史的皇帝近臣，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个负责太子东宫武官簿书的职位，与其政治预期形成了一定的落差，而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才会有摇头叹息之举。再如至德二载杜甫由叛军盘踞的长安窜归凤翔，被肃宗授为左拾遗，其品阶仅为从八品上，因此有学者认为，这说明皇帝对左拾遗是并不重视的，只是把这个言官拿来做个点缀罢了。本书作者指出，这其实是不了解唐代官制而产生的误解。从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可知，唐代官制中故意将拾遗的品阶设置得较低，目的就是使任此职者直言敢谏，不要惜位保身，不能因为品阶低就认为是皇帝对言官的轻视。唐代左拾遗这一官职一般是由品行清正和文辞典美者出任，能出任此职者多是享有清誉之人，陈子昂、张九龄、王维、杜甫、元稹、白居易这几位大诗人都曾出任过这一官职并不是偶然的，因此肃宗授予杜甫左拾遗之职不仅没有任何轻视之意，而且是对其忠贞节操的一种褒扬，同时也是对他的文学才能的一种赞许和肯定。应该说这些见解都更加贴近历史事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书中类似新解尚多，读者在阅读中自可寻绎体会，兹不赘言。

在此书即将完成之际，孙微教授索序于我，我为之欣喜赞叹，乐于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文采斐然、通俗易懂的杜甫新传记，特为之叙述本末缘起如上云。

韩成武

2019年5月28日于河北大学紫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