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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幕后推手

杜润生，原名杜德，著名农村经济学家，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者，曾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誉。1913年7月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历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区队长、宣传部部长，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中共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山六分区专员、太行山二分区专员、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系中共十二大与十三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当选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受聘过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

他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参加过学联，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与过新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包产到户试验，曾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制定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创造性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位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就是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这一改革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农村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通过它破除了长期存在的“一大二公”、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摈弃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这是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更是政治思想领域内的一次伟大解放。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给农村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杜润生功不可没。

2015年10月9日清晨6时20分，一代农村改革经济学家杜润生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与“要吃米，找万里”的万里并称为“农村改革的先行者”。相关农村研究学者闻听消息后感叹：“不到半年，中国农村改革的两位先行者万里和杜润生先后去世，这预示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小脚女人”的革命与被革命

杜润生是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富农家庭。“祖父原来是经商的好手，但家业传到我父亲手上时，已日渐式微，几笔失败的生意使得家道中落。”更悲哀的是，杜润生13岁丧父，14岁丧母，小小年纪就饱尝了丧亲之痛。

面对生存的压力，杜润生发誓要好好读书，将来重新整顿家业，使祖辈的事业发扬光大。他在舅父的帮助下读完了小学，于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时值北伐战争结束，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各党派都宣传自己的主张。杜润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其成员在野时讲革命，一旦当了官就腐化，令青年们大失所望。蒋介石对内加紧镇压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却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动面目原形毕露。经过冷静的观察，杜润生感到真正为中华民族实干的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润生很想靠近共产党，但苦于找不到组织。他与其他青年自发组织了一个“九一八读书会”，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学校成立学生会，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骨干。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太原学生运动纠正了自流现象，把斗争锋芒对准国民党反动分子。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校长梁先达和教育所所长苗培成，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压制学生抗日运动，于是学生们发动驱逐梁、苗二人的斗争，组织了包围省党部的请愿活动，杜润生是学生代表之一。军警当场开枪，打死1人，打伤10余人，杜润生也受了伤。惨案教育了民众，也更加坚定了杜润生参加共产党的决心。1932年10月，杜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驱梁学潮发展到反对当时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于是遭到镇压，杜润生被通缉，他只好到乡下躲避一段时间。1933年他来到北平，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杜润生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被释放出狱。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学联代表，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长。1936年夏季，杜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润生在太行山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他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山六分区专员和二分区专员，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