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第三极：西藏考古手记

在我的大学时代，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便强烈地吸引着我，无论是她的自然风光，还是她的风土民情，都让人神往。作为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我时刻梦想着有一天能到西藏高原去考古，用自己的双手去亲自揭开这片土地上的无数未解之谜。1978年，一次绝好的机会与我擦肩而过：当时，应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邀请，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将赴藏东昌都地区对新发现的一处史前时代遗址进行联合发掘，主持发掘工作的是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而学生则可以从两个考古班当中选择，一是1976级的同学，二是1978级的同学。可能因为1978级的我们刚刚考入大学，还没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发掘能力，最后1976级的老大哥们成了这场竞争的胜出者。出发那天早晨，我们全年级同学都来给他们送行，当时还没有到昌都的飞机，他们是乘一辆大客车从川藏公路前往西藏的。目送着兴高采烈的幸运儿们登车启程，我便在心中暗下了决心，将来一定要像他们一样，也要踏上那片土地去实现梦想。后来，好消息不断传来，这次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和四川大学联合发掘的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无数出土实物资料将西藏历史上溯到距今约5000年前，西藏的远古历史从此改写，这更让我振奋不已。

机遇总是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1990年，受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邀请，四川大学再次派员参加西藏第二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我和考古专业的另一名青年教师李永宪成为首批人选，终于踏上了多年来向往已久的西藏高原。当时分配给我们的第一次调查任务是对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开展文物普查。因为做了长期的资料准备和思想准备，出发前我们认真分析过西藏不同区域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尤其是对古代人类在高原地区活动的规律性有一定认识，加上好运气，当年我们就在西藏吉隆、萨嘎、仲巴、昂仁等地调查发现了三十多处西藏史前的细石器时代地点，从而将西藏石器时代遗存的分布面大大扩展，并由此推测当时古代族群在西藏高原的活动范围与生营方式，这在西藏史前考古史上，也是第一次由考古学者发现如此丰富的石器遗存，而过去这些石器标本都是由地质工作者发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也是在这一年，在与尼泊尔交界的西藏吉隆县的马拉山口附近，根据当地藏族干部群众所提供的线索，我们还发现了一通唐代的摩崖石刻，它差一点因修水渠而被炸掉。经过识读发现，原来这是唐代著名的使节王玄策和他的使团在出使北天竺的途中，在吐蕃与尼婆罗边境刻下的一通具有纪功性质的重要碑铭，这也是迄今在中印交通线上吐蕃境内首次发现的有关王玄策使团的实物史迹，从而对考证中外史料中所记载的王玄策出使印度的路线、出山口、使团成员的构成、出使目的等若干重大问题，都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曾经无数次踏上西藏高原，和西藏以及来自祖国各地的考古同行们一道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工作，又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新发现。例如，我们曾经十多次前往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屋脊”、平均海拔达到4000多米的西藏阿里高原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在一名牧羊小女孩的引导下，让多年来湮没在荒野沙海当中的东嘎·皮央佛教石窟遗址重现世间，其后又根据这一线索相继在阿里高原的象泉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佛教石窟遗址。这些题材丰富、构图精美、色彩艳丽的壁画不仅再现了11—17世纪几百年间西藏西部佛教艺术的光彩，也填补了佛教艺术传播史上石窟寺艺术在西藏的缺环，这些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杰出成就的石窟寺遗存被海内外学术界誉为“高原敦煌”。又如，对于在唐代史书中多次提到的“羊同国”“小羊同”“大羊同”等地名，西藏史书如敦煌出土藏文文献中都将其记载为“象雄”，认为其主体部分应在西藏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是西藏本土宗教——本教的发源地，其多个都城当中最为著名的是“穹隆银城”，但多年来对此只有文献记载，在这个地区却没有发现过佛教传入之前的任何考古遗存。2006年，我们在象泉河上游噶尔县境内调查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城堡，上面有城墙、居址、暗道以及铁兵器的残片，在城堡脚下还有一处高大的石丘墓葬，当地藏族群众就将其称为“穹隆银城”，这无疑为结合西藏古史来考察古代象雄文化的踪迹提供了重要线索。

虽然在西藏的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我们曾经有过无数次遭遇泥石流、洪水的经历，也有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与体能的透支，但与这些重要的发现相比较，一切的艰辛都随着高原的清风而去，而让我更多、更深切地体会到的，却是西藏考古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在这座才刚刚露出一角的冰山之下，还不知蕴藏着多少有待人们去揭开的秘密，这使我深爱这片洒满阳光的土地。

多年来，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我也偶尔会应一些刊物的约请撰写一点西藏考古的随笔和手记，积少成多，不知不觉之间也有了几十篇小文。和学术论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只有在这样的文字当中，才能够真正尽情书写“不那么学术”的感想、感悟和感受，让自己回到一个理性和感性交织的状态。当然，所有的这些文字的“科学性”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所有的想象也都基于事实依据。但最为重要的，我认为是可以从中看到考古工作的过程，看到往往给人以冷峻、严肃，甚至有些刻板印象的考古学者在面对新的考古发现时，如同平常人一样也会欣喜若狂，在面临危险时也会惊慌失措，甚至恐惧和畏缩。但是，最终而言，战胜自我，适应环境，最大限度地去克服困难，仍然是所有西藏考古工作者的基调和本色所在。

现在，我将四十多篇西藏考古的随笔、手记和短文结集出版，希望读者透过这些长短不一的文字，能够从中体会到我的心愿。我曾经说过，考古学者们的发掘与调查工作，其最终的成果往往会成为一部部厚重而严谨的科学报告，或者是一篇篇考古简报和论文。作为科学工作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一个标志、一个句号，它们的学术贡献无可否认，但是对于一般社会大众而言，这些考古报告就好比是经过高度提炼之后的“纯净水”，虽然没有了杂质，但同时也没有了细节，没有了故事，更没有了丰富多彩的个人情感。我一直期待着有一个机会，能够从大众的角度，把这些严肃的工作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考古过程、发现经历、亲历者的喜悦与激动、成功与失败的反省和思考等和公众分享，能够让那些枯燥死板的“英文字母加阿拉伯数字”的考古报告中的精髓，以一般大众能够接受的，生动、活跃的形式加以普及。

需要稍做说明的是，由于这些文字成文的年代前后跨度很大，因时代的局限，不同时期我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和研究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文中难免会出现前后观点有所不同、对考古对象的描述的详略程度有所变化等各种情况。为了尽可能让前后的书写趋于一致，部分文字在此次收入文集时也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与初发文字会有一些差别。另外，同一事件，可能会在不同的篇目中有所涉及，内容也会稍有不同。这些问题，我都基于忠实于原始文字这一准则，未做大的修改。希望得到读者的体谅！

回到标题，我期待读者和我一道，从一个您可能从未体验过的角度，走进这片洒满阳光的高原，去探寻这片雪域高原上深厚的历史文化、绝美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文明风貌。

以此为序。

霍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