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外滩星火3

我一听如五雷轰顶，霎时间头晕目眩，我傻眼了！心想：她这一怀孕，不就全露馅啦？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姑娘家，未婚先孕，会是个什么下场？再说，秘密一旦真相大白，我的一切的一切，都完了。天啦！只顾糊里糊涂的两情相悦，贪图鱼水之欢，怎么不想想会怀孕呢？我无力地将身子向后一仰，倒在床上，头脑里嗡嗡直响，两眼一片漆黑，连昏黄的煤油灯光也都视而不见。方凝玉见我如此发愣，以为我病了，轻声问：“柯，你怎么啦？在区里酒喝多了，是不是不舒服？”她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额头，感到并不烫手，不是发烧，正欲问我，我一把握住她的手，由于心慌意乱，我有些颤抖，好一会才说：“玉啊，这怎么好呢？你这一怀孕，我们不都要……”

“不都要怎么样？”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显然有些不愉快的说：“一个女人家，既已圆过房了，哪还能不怀孕生孩子的？这是自然规律嘛，你怕什么？”她见我正要想把话说明白，便用手捂住我的嘴巴，半喜半嗔的说：“我知道你心中有难处，以为一个尚未结婚的姑娘家，一旦怀了孕，就会有人刨根问底，孩子的爸爸是谁？那就毁了你的前途了，是不是？”灯光下，见我仍然惊愕地望着她，大有迷惑不解的神情，于是又十分温柔地说：“柯，你就放心好了，我们俩既已到了这个地步，还能害你吗？我已经打算好了，这孩子是一定要生的，你们陈家想要也要不到。我们方家，我父亲这一房就是我一根独苗苗，我要有了孩子当然要姓方，是我们方家的后代”她捂住我的嘴，不让我插话，却在自言自语似地长谈她的方案：“下一步如何生孩子，我早就想好了，一是到上海我大伯家去。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人们知根知底，在那里生孩子，我有把握，是上策；二是到荡北我舅舅家去，舅舅、舅母对我特别好，好几次要我去他们家住些日子。这回正好了却他们老人家的心愿，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她突然像要考验我似的又说：“难道你有什么好去处，不妨也说出来给我听听！”我轻慢地推开她的手，起身坐在床沿上，心情不安地说：“我的夫人，这又不是你在戏台上和蔡小娟演话剧，说的比唱的好听！你能掌握住在什么时候到上海或是到荡北为宜？是现在还是将来呢？你的肚子将会一天天见大，左邻右舍看不到？乡、村领导看不到？那么多的团员、青年看不到？你这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而已。”

“那，你说怎么办？”她似乎也明白过来了，不安地问。

“我……我看最好……最好把你肚子里的孩子拿掉……”我嗫嚅地说。

“废话！”她一反常态，双眼像喷火似的，怒气冲冲地说：“你这是人话吗？若要想人工打胎，莫说目前在家乡，即或是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没有相当的人际关系和经济能力，也别想打成！何况我们这穷乡僻壤，又缺医少药，乡亲们的思想观点还很守旧，你到哪儿去打胎啊？”她见我也难住了，叹了口气又说：“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从今儿起，我用布将腹部裹扎起来，既不过分影响胎儿发育，也尽量不让外人看得太明显。从明儿起，我就渐渐的装病，少搞一些社会活动，团的工作暂由别人代理，时间长了，就算我是自动辞职。将来到上海大伯处，随便找个什么工作，只要够我们母子生活就行。”她好像描述一副宏远规划，信心十足，似乎在幸福的憧憬着未来。

这时我也无话可说，总之事已至此，只有积极的想方设法去解决，所谓“流宜导而不宜截”！难道就这么束手待毙不成？突然，房门被人轻轻地推开了，我们俩这一惊非同小可！灯光下，原来是我母亲忧心忡忡地站在房门口，泪眼汪汪地望着我们。

我和方凝玉一脸的尴尬！还是她清醒得较快，赶忙一把推开我，走下踏板，来到我母亲的身旁，以往日的口气，亲切地喊了一声“大妈，请坐。”她余惊未散地随手拖过一张方凳子，让我母亲坐下，又想张罗着倒杯水，被我母亲拦住了，老人家既亲切、又悲苦的说道：“伢子呀，我来好一会了，你们俩的话我都听到了。”老人家用手指指房门：“你们也真胆大，三道门一敞到底，难道你们就不怕外人闯进来？”我和方凝玉同时惊讶不已，她在看着我，我也看着她，不知说什么是好。幸亏是我母亲尾随进来，要是别人，这后果……我俩都不敢想下去！倒是方凝玉迅速跑出去，摸黑关好了外面的两道门，进房后又把房门也带好了，并插上门闩，才似乎安下心来。她也能随机应变的站在我母亲身旁，亲切地抚摸着老人家那花白的头发，俨然像个相处已久的儿媳妇，让老人家感到有一股从未有过的、来自亲情的暖流，在周身循环。老人家眼含泪水，沉浸在暂时的幸福之中。

１９５６年７月上旬的一天，气候已很炎热，方凝玉临盆了！经过要命的产前阵痛，终于生出一个俊女儿，小脸蛋与她母亲很相像，取名叫“静”。方凝玉她既没有在一周前赶到荡北投靠她舅舅；更不可能提前一个月去上海她大伯家，而是在我母亲和我三姐的操持下，由我三姐大包大揽，就在我三姐的家里，为方凝玉操办月子。三姐的家离我们家不足三十华里，是邻区，都属宝应县，地点相比较也很偏僻，是个秘密生孩子的好去处。真是谢天谢地，我就差点为三姐和姐夫下跪磕头了！三姐宽慰我：“我们姐弟情深，弟弟有难处，我不伸手管，谁来伸手管？”好在三姐结婚多年，膝下空虚，尚无子嗣，抱起新出生的“静”真是左看左欢喜、右看右欢喜。她要方凝玉放宽心，孩子让她代养，什么时候适合要领回去，全由方凝玉自己决定。

方凝玉当然喜之不尽！三朝过后，为防家乡人的流言蜚语，她只身回到自己的家。孩子一出生，整个人轻松了半边天！她仗着自己年轻气盛，经过一番打扮，从头到脚全不像一个刚生过孩子才三天正在“月子”里的产妇，还是那么娇媚动人！在临行前时，她抱起女儿“静”亲了又亲，不忍释手。最后终于泪眼婆娑离别了她最为宝贵的女儿，真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揪心。

三姐也真能惹是生非，“静”过满月的那天，居然摆下三四桌酒席，大肆宴请亲朋，谎说是从上海回来的表妹，生个女儿由她代为抚养。消息不胫而走！也因为我三姐没有生过孩子，没有抚养幼婴儿的经验，不意在“满月”之后，“静”突然生病了，高烧不退！那个年代的边远乡村，缺医少药，无处诊治，靠老人们那些陈年根、古八代的土方子，活活地把个小生命耽误了，不出几天，“静”永远停止了呼吸。天啦！一个刚出生才四十天的女儿小“静”，就这么夭折了，噩耗传来，方凝玉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差一点要急疯了！她深深地恨我不负责任，当初没让她去上海或到荡北去，如果那样，她心爱的女儿“静”也不至于惨死。她哭得死去活来，思女之情超越了我俩的爱情之限，她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了，对我不理不睬，更不允许我再进她家的门。为了要和我彻底决裂，决定远去上海或是什么地方，寻求新的生活之路。

常言说，“瓶口好扎，人口难捂”。未出嫁的大姑娘方凝玉生孩子，陈柯的姐姐为小侄女大办满月酒，只活了仅四十天的小生命夭折了……这些消息像疾风暴雨横扫家乡，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特大新闻，我的末日，也随之降临了。

这个时候，即或我想捂、想瞒、想什么法子也不行了，妻子和她的娘家人，也不用正面向我兴师问罪，整个区政府、包括下属各乡、镇，以及邻区的附近村、乡，都已传得沸沸扬扬。幸亏区领导有好生之德，当我全面交代自己的错误过程，痛析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和蜕化变质，以致铸成大错之后，给我一个知错纠错的机会和出路，留团察看一年，行政记大过处分。直到１９５８年春，也就是“反右”之后，加上个思想“右倾”的名目，虽然没扣“右派”帽子，但那个“内定”的玄机与分量，促使我走上了“下放劳动”的另一个前程。

方凝玉在临去外地的前一天，还是秘密约我作最后一次谈话，作为临别留言。她满脸哀怨、心情沮丧地说：“我们的情缘已尽，今日一别，后会渺茫。我早就料到，你的前途不在家乡，目前处境如此艰难，你应该早日做好打算。将来，你只有远去故地南京另辟蹊径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你还是这么唯唯诺诺、胸无主见，我将为你将来的人生一大哭！”

方凝玉走后一个阶段，我为了和妻子保持住关系，以至于激成大变不利于我自身的生存，也就不即不离、若即若离、艰难而苦涩的度过了一年。在这个一年中，生了个孩子，也就是现在的女儿“萍”。可是，夫妻关系越来越恶化，妻子那种居高临下和痛打落水狗的心态与做法，使我实在无法容忍！终于在１９５８年冬天，按照方凝玉临别时为我指出的未来路线，在伯母的授意下，以请“长假”的名义，只身再赴南京，寻找一条求生之路。

１９５９年新春，是我又一个永难忘怀的日子。我返回故乡，先与妻子在区里办了“协议分离”的手续。我把所有的房产、家私，统统归“妻子”和女儿所有，我和两位老母也办了户口迁移的手续。区政府网开一面，把工作证明、团组织介绍信，以及工资、油粮关系，一股脑儿全部办妥。母子三人被扫地出门，抛家弃祖、背井离乡，再次南下金陵。想起在镇江火车站的那天晚上，凑足钱买好了三张去南京的火车票，囊中空空如洗，母子们还上演了一出“饿饭润州城”……此情此景，我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一般，无法忘却那败走“麦城”的惨状。

我奋笔疾书，往事像潮涌一般，在这夜静更深，全宿舍的同志们，包括徐放和张扬，都早已进入梦乡。唯有我手中的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为了向黄丽准时“交卷”，我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此时的玻璃窗里，已透进了鱼白色的晨曦，在日光灯的交映下，我既疲惫又兴奋，一篇近万言的“回忆”终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