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之旅

“呜——”汽笛长鸣。南京开往上海的一列火车，早晨八点准时发出。

这是1959年5月上旬的一天。新疆边城毛纺织厂特派员杨献忠同志专程在南京招收的三百名男女“支边”青年，满怀人生憧憬，跟随这趟列车向东方行进。这三百名“支青”成立一个总队，下分四个小队。他们在总领队、特派员杨献忠的率领下，前往上海接受一场特殊的、快速的毛纺织工业技术培训。学成后将要开赴新疆边城毛纺织厂，参加建厂任务。

杨献忠同志五十来岁，原是转战南北的一名老军人。新疆和平解放后，他随军屯垦，近来才转业到待建的新疆“边城毛纺织厂”。这次他受命专程到南京，在全市近千名支边青年中，挑选出三百人去上海接受技术培训。我，就在其中。

我姓陈名柯，今年二十六岁，是一名已婚青年。离异后，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才报名支边，并有幸被挑选去上海参加培训。我是这批支青中年龄较大的，在这次行程中总领队杨献忠同志提名，让我担任第二小队队长。

我们小队有七十多人。虽然火车上有三节包厢，但是大伙儿在团队观念的支配下，全都挤在一节车厢里，也是为了图个热闹罢了。二小队有个叫徐放的男青年，今年二十二岁。他高中只读了一学期就因病辍学，病愈后也没有复课，在家赋闲两年，所以才报名支边。他是我们小队男青年中最活跃的一个。我们二小队中，有三分之一是他以前就认识的老熟人了；还有三分之一是报到时在南京鼓楼饭店认识的，属于新交；余下三分之一，他保证到上海时，全都会认识，目前正在紧张的交际之中。

徐放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全小队四十一名女生中，出类拔萃的只有七八个。”他摇着头似乎很惋惜地叹道：“老天太吝啬了，懒施丽质，不悯人寰啊！”通过他的介绍，我“对号入座”，记牢了谁是黄丽、谁是孔荻、谁又是费小曼、秦玉琴。还真多亏了徐放，在短短的时间里，他让我认识了这么多的男女青年，不仅能一个个叫得出名字，还能略知他们的家庭概况。能让我做个勉强称职的小队长，徐放功不可没。

看得出来，徐放对本小队女孩子中的黄丽和孔荻最感兴趣。他夸赞她俩聪敏伶俐、能说会道，是全小队的两名“尖子”、两朵名花！经过徐放的介绍，我还知道那个名叫秦玉琴的姑娘，是副领队郝刚的未婚妻。他们本打算在南京举行婚礼，然后再一起入疆的。后来听说要去上海参加技术培训，一高兴才推迟了婚期。

徐放很有趣，他热情活泼，长于言谈，善于交际，更爱才貌双全的女孩子。闲谈中，我知道他在家庭中，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上有一哥一姐，父母是工人，他是家中最宝贵的一个。他一心要报名支边，父母也拗不过他，只好同意。徐放打算在这次上海之行中，先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女朋友，到了新疆后，也好正儿八经地安一个家，让南京的父母免去担心。用他的话说，在这次支边征途中，力争成家、立业两不误。他一上火车，就与黄丽、孔荻她们打得火热，从家中带来的休闲食品，以及总队发的午餐糕点，还没等火车过镇江，就被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子们吃了个精光！

黄丽，是个刚满二十周岁的妙龄女孩子，鸭蛋形的粉脸，非常恰当地配上微高的鼻梁，弯月似的眉毛，小小的嘴唇，皮肤生的又白又细腻，一米六三的身材，真像小说书上形容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加上她性情又文静、典雅，活脱脱一个古典美人胚子。她可是个高中毕业生，去年没有考取大学，成了她的终身遗憾！

孔荻就不同了，一双圆圆的大眼睛，一张粉扑扑的脸，身材也在一米六三上下，生得丰盈、娇娜、活泼可爱。她与黄丽同龄，初中毕业后没有升学，在家赋闲三年，靠父母的高工资养活，倒也心安理得。她这次报名支边，纯粹是心血来潮，用她自己毫不避讳的话说，叫“赶时髦”。她最喜欢与黄丽、费小曼等几个拔尖子的姐妹们为伴，凡是她看不上眼的，她理也不理。她表情高傲，给了不少男孩子白眼，唯独对徐放另眼相看，两个人谈的特别投机。

清晨上了火车，由徐放自动带领着姑娘、小伙子们高声歌唱，唱完一曲，再唱一曲，直到火车过了龙潭、出了南京地界，一个个才安静下来。然而，徐放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这回正挤在姑娘堆里，嘀嘀咕咕的谈个没完。

另外，有个小伙子叫张扬，人常说人如其名，可是他的为人习性一点儿也不“张扬”，倒像个没嘴的葫芦。他经常以旁观者的身份，察看着周边喧嚣的人群，用自己的心态，制造一层无形的隔膜，把自己与人群隔开！可是他却特别黏我，一有机会，总是想方设法接近我，什么原因，我说不上来。我想，也许是我的年龄大一些、又是小队长的缘故吧！常言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他张扬把我看成是远离家乡后可以倚靠的大哥哥和“领导”吧？好在我也是个远离家庭、远离亲人的游子，也想找个相互援手的伙伴，双方也好有个照应。

由于张扬少言寡语，又不太合群，无法了解他太多的身世，仅在言谈中偶尔透露一点。他是初中毕业生，因无正式工作，才决定报名支边；他家庭经济不宽裕，不能永远倚靠父母生活，必须找个挣饭吃的“饭碗”才行。被编入“东进”大军，向上海进发，倒也遂了这个小伙子找上“饭碗”的心愿。

火车过了镇江，喧闹的车厢里，才逐渐安静下来。身为小队长，我必须时刻了解和掌握整个车厢的情况，以防有什么意外事件发生！我在车厢的走道上走了个来回，和闹累了的姑娘、小伙子们一个个点头、微笑，算是打个招呼。这其间，有不少人已打起盹来，个别的还呼呼入睡，想是昨晚在鼓楼饭店一夜没有休息的缘故。唯有那个叫孔荻的姑娘，正和徐放坐在一起，两个人头挨着头，叽叽咕咕的谈得正浓。见我来了，她莞尔一笑，也算是打个招呼。徐放跟着点点头，并且狡黠的一笑，意思是让我放他一马，不要干扰他俩的兴致。我也不动声色，只是笑笑，向车厢那一头走去。紧挨车厢的尽头，坐着不少邻队的青年，那个名叫黄丽的姑娘，却挨在最后一排的边角落里坐着，手里捧着一本书，在认真地阅读。说她“认真”，也不尽然，她似乎早已注意我的到来，还没等我与她对话，她就把手中书的封面朝我一扬，笑笑说：“看过吗？”

我注目一看，原来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点点头，表示看过。黄丽很是高兴，她深知一个女孩子的傲慢，应该分清场合、分清对象、有个分寸才好！对于眼前的我，似乎应该和气些更好。本来是两个人的座位，她还是要那位女友朝窗口挤一挤，她也紧挨着那位女友动一动身子，留出只够半个屁股坐的位置，很客气的要我坐下来歇息，以便相互谈谈。我一个大男人，又是小队长，哪好意思紧挨着两个女孩子坐在一起。于是，很礼貌地站在茶几前的空当中，身后让出通道，便于他人通行。

其实黄丽的让座，也仅是客气而已，她明知我和她应付两句，便会转身回去的，可是见我停下来了，又不好过于怠慢，赶忙将手中的书本合起来放在茶几上。茶几上摆满了各种零食，有奶油瓜子、花生米、糖果和女孩子们爱吃的甜梅。黄丽指一指零食对我说：“这是四小队的朋友请我吃的。”她用手拍拍紧挨着窗口坐的女孩子说：“这位是我的高中同学，芳名周隽，和我同龄。”她又把对面的两位女友也介绍之后，便将我介绍给她们说：“这位是我们的队长，名叫陈柯，大家认识、认识。莫看隔着小队，到了上海后，说不定打散了重新编队，也许，又是一个小队里的人呢。”

那位叫周隽的姑娘笑笑说：“这位陈队长我们认识，昨日编队会上，在区政府大礼堂作重点发言的时候，整个总队的人都认识他，何用你大小姐精心介绍？”说罢，两个姑娘你戳她一指，她抹你一掌，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连她们对面的两个姑娘，也卷入了少女们欢愉逗乐的群体之中。我不便过于干扰她们，也就笑笑抽身退出。当我正要转身往回走时，却见徐放急步走来，边走边说：“你们这边有什么好笑的啊？分一点给老徐共享。”说着，紧挨着黄丽的身边，用屁股将黄丽往里面挤一挤，侧着身子勉强坐下，并且不客气的抓过茶几上的零食大嚼起来，开心地说：“你们这儿如此有趣，也不事先招呼我过来，原来只是想拍我们陈队长的马屁啊？”

我用手指一指这个毫无拘束的徐放，无可奈何的笑一笑，转身走了。身后传来黄丽姑娘佯嗔地说：“谁拍谁的马屁啦？我们只看见你拍了那么多女孩子的马屁，这会怕是和那位孔大小姐谈腻了，赶来这儿换换口味是不是？”接着是徐放嬉皮笑脸地说：“哪能呢，不信你问问身旁的好友周隽，我老徐是那号人吗？”我会心地笑笑，正好信步走到孔荻座位旁边，孔荻似乎全不在意我的到来，气森森地睁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朝着徐放去的车厢那一头瞪着。看得出，她恨这个多情的徐放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坏毛病。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身边的张扬低声说：“队长！你看那个姓徐的，要多讨嫌有多讨嫌！他把自己当成贾宝玉式的人物，专往女娃儿堆里拱，照我说她比薛蟠还像薛蟠，是蚊子、是苍蝇、是牛虻，就是会追腥逐血、欺负人家女娃儿……”

我朝张扬笑笑，不想理会他的牢骚，只是无心的望着窗外。窗外的景色，随着车轮飞速运转，一个劲地向身后抛去。那农田、那村舍、那远山近水，毋庸我看个仔细，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的心也随着起伏不定！想起了两位老人：伯母和母亲。伯母也是我的养母，老人家把我抚养长大，自己无亲生儿女，她和我母亲、我，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目前，两位老人成全我支边，我忍下心来将两位老人留在南京，请表哥、表嫂代为照看，每月按时寄回生活费用，供两位老人安度晚年。想起父亲早在一九五零年春末就已病故，之前我于十六岁时在父母的包办下，被迫和同一个行政村原老村长十五岁的女儿结婚，婚后一直同床异梦。父亲去世后，十七岁的我，不得不挑起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重担。

我的故乡，是在江苏省宝应县东北乡，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里。十二岁时，我随伯母、也就是养母在南京龙江镇长大，一九四九年的九月，故乡的父母寄来一封“火烧三角”的信，将我骗回故乡结了婚……去年秋天，我苦苦奋斗了近十年，终于与“妻子”达成调解离婚的协议，将一切家产留给“妻子”与唯一的幼女作为生活费用，自己与两位老母被扫地出门，一家三口再次迁来南京。想起十年来的往事，由于自己当初的懦弱、幼稚和少不更事，历经了种种错误和挫折。

最初，我想从一个平头百姓、苦种庄稼的新青年，一心想跳出“农门”，走上从政道路。一九五五年的五月，我从乡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位上，被提调到一个大区里，脱产搞行政工作，成了一名吃国家商品粮的人民干部。在这期间，尽管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由于包办婚姻的束缚，我始终挣脱不了这个无形的“枷锁”，终于因思想上的不坚定，生活上的不检点而酿成大祸，被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留团察看一年，并且行政上记大过处分。我不得不像汉末的关老爷一样，被迫走了一回“麦城”，一家三口侨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