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洗毛保全2

由于接受上次的教训，今晚，我和黄丽不敢大意，从苏州河边回到楼上宿舍时，挂在宿舍门头上的电钟，也才是十点三十分。宿舍里灯火通明，偌大的五开间，只睡了我们三十多个男生，一律还是草垫子当床铺。领导老杨说是隔些时候，为每个人准备一只简易单人床。

近来，同志们因刚上班没几天，对各自的新工作都很投入，难免有些劳累，连最爱玩的几个小伙子，这两天也都累得不行。这不，眼下才十点多钟，一个个都已安静地躺在铺上。再看我身边的张扬，用褥单将脑袋遮得严严实实的，从褥单下已传出轻微鼾声。唯有徐放穿着衣服躺在铺上，拿着从黄丽手中强硬借过来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会正在无聊似地闲翻着，有意识的在等待什么……见我回来了，一颗心才算安定下来！灯光下，他愣愣的瞧着我，不相信我今晚会如此早回来。

我心中暗自好笑，懒得理会徐放的无名敌意，只是朝他微微地点下头，算是打过招呼，便轻轻的铺好铺盖，怕惊醒了张扬和其他已经睡熟了的同志们。于是，我轻悄悄地盖好了褥单，仰望着宿舍水泥天花板篷。在日光灯的照映下，它显得分外洁白、宁静。

想起刚才我和黄丽分手时，她要我先进大铁门，她稍后跟进来，以防徐放又等在门后作怪。这会儿，我估计黄丽也已到了女生宿舍了。想起今晚的一切，我的一颗心不由得怦怦乱跳！我陈柯又在做什么？难道往日的“教训”还不足令自己清醒？常言说，“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十年以来，我已严重地失过一次足了，害得自己身败名裂、背井离乡、两下金陵……如今好不容易走上新的生活轨道，再不珍惜、不自重，后果不堪设想。可是，黄丽那娇艳与才智，丝丝缠绵在我的脑际，难道我又要陷入了温柔的梦乡而不能自拔了吗？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像银幕上的画面，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显现……

那是1949年的秋天，南京解放已有半年了。伯母领着我寄住在南京龙江镇我表哥家里，一住就是四年，我从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成长为十六岁的小伙子了，正在心急的等待着新政府给我安排一个挣饭吃的工作，以报答伯母她老人家对我的养育之恩。

刚过了中秋节没多天，突然收到一封“火烧三角”的特别信函。拆开一看，原来是父亲从苏北宝应县老家寄来的，说他已病入膏肓，望我要接信速回，让父子见上最后一面。言辞急切，寓意深沉，读后不禁心酸！

想起四年前，因舅父病故，十二岁的我，随伯母千辛万苦来南京龙江镇奔丧。那时，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谈判未果，内战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南北交通不便！表哥一再挽留我们，等战事平稳后再回去。一晃四年过去了，四年中，表哥对我伯母姑侄之间亲如母子；对我这个年轻的表弟，也是情同手足，给我延师就读，一心想让我长大后，能在南京就业。哪知道，接到了这封“火烧三角”的信时，我感到情况特殊，表哥也不好再挽留。好在新中国成立在即，南北交通也畅通无阻，可以自由往来，便立即安排伯母和我，启程赶回苏北故里。

当时，华夏刚刚成立，N城百废待兴，尤其是交通，还没有特别发达。由于经济拮据，为了能省钱，伯母领着我乘坐一家远房亲戚的小木船返乡。连船主一家大小，总共不下二十几条生命，全部寄托在这条小木船上。从南京到苏北宝应老家，走旱路也仅四五百华里。水路弯弯曲曲延误时日，小木船顺江而下，至扬州进到古运河，再逆水而上，经邵伯，过高邮，直至宝应，如能遇上好的风向，撑死了也不过五至六天就能抵达。可是天不从人愿，小木船经不住风雨的羁绊，走走停停，一走就是二十四天。

家乡还在县城的东北角上，离县城还有四十多华里水路。伯母和我到家的那一天，正值秋雨连绵，在离家半里多路的渡口下船后，我背着被褥卷子，一手提着一只印白花的蓝布包袱，一手掺着年迈的伯母，冒着细碎的秋雨，一步一滑地捱进家门。

奇怪！不逢年、不过节的，却见自家久违的小四合院墙，里里外外粉刷一新，像要举行什么重要的庆典仪式。四方形的小庭院，是我儿时的游乐场，立砖铺砌的地面，由于时间久远和风雨侵蚀，立砖有不少已经破碎、残缺，形成一个个小水洼子。还是我十二岁哪年，苏北行政公署进驻我们村时，吴沐初、张大芝两位领导就住在我家，在他们二位的鼓动下，移植来的一簇“月季花”，至今仍生长茂盛，在庭院的西南角，迎着缠绵秋雨在尽情绽放，好像特地迎接我这个阔别的老朋友！

母亲笑容满面的从西厢厨房里迎出来，三个人一同步入堂屋后，我放下手中的蓝印花包袱，又卸下背上的被褥卷子。两位老人略略寒暄几句，母亲便拉过我从头到脚左相右看，眼见远离膝下几年的儿子，从一个不知事故的小男孩，长成了眼前这个英姿勃发的小青年，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说：“真的长成个大人了，好，好！”

说来也奇怪，见了久别的娘亲，本应亲切异常，十六岁的人，充其量还是个少年，还没有完全脱却孩子气，不知为什么，总感到母亲不及伯母亲切！这也许是时间和距离的影响，母子之间，好像有一层看不见的疏远。说来，事出有因：

随伯母来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春末，因由滤过性病毒使我感染上了麻疹，脸上、身上相继生出许多“水痘”，可把伯母她老人家急坏了！麻疹，是小儿极易发生的一种传染病，我已是十二三岁的少年了，怎么也会被传染上的呢？这种急性传染病，如果护理不好，轻则变成麻脸，重则致残，甚至会丧命！伯母终日心神不宁，在表哥和表嫂的协理下，老人家衣不解带，食不知味，经过精心的护理，方才渐有起色。

伯母为我的病情担忧，不无道理：我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用当时的话说，陈氏门中指望我担起传宗接代的“大事”，是所谓香火继承人。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旧社会里，不问姐妹多少，一个“男孩”统称“独子”，视众多女孩于不顾。当年我随伯母来南京奔舅父的丧，完全出于伯母对我的钟爱，老人家一厢情愿，在我的父母面前大包大揽，保证安全地去，安全地回。

老人家的初衷，也原打算多则半年，少则两三个月，便可回归故里。未曾想一到南京，战事吃紧，长江天堑交通受到阻碍！在表哥的劝慰下，伯母也怕回去的途中，母子们若有闪失，她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也就顺水推舟的住了下来，哪知一住就是四年。

我在家乡时，也曾读过三年多“私塾”，有一些“诗云”、“子曰”的基础。在表哥的关护下，又让我在龙江镇的一家学馆继续读书受教。苦于授业师虽然有一些文化功底，但比起家乡的几位塾师，就有点相形见绌了！这时候的我，虽然年幼，但也略知处世之道，表哥看在伯母的情分上，对我倍加爱护，不仅常年供给衣食住行的所需，还供我上学读书。在那个人情薄如纸的旧年代，表哥一家人对我的宽厚，可谓仁至义尽了。我一个可算是寄人篱下的少年，能有如此恩遇，还有什么不遂心、不满足的呢？至于当时塾师的文化功底和教学水平上的差异，我也只好随遇而安。

好在古老的六朝古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却被民党当局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但是文风和文化传承，是不以民党内那些“达官显贵”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就读之余，有充裕的时间饱览了“四大”名著，以及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在我的心灵上、脑海里，记忆下众多的历代文化名人的诗词与文章。当时，我也有自知之明，我对很多诗文食而不化。但是，出于我的兴趣和爱好，它们纯属课外读物，并非是塾师的强制性“灌教”，所以我认为，通读带来的好处，是在“广种薄收”之下，得来的一些积淀，足以滋润和培植我那似懂非懂的心灵！

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如同天上的星汉！然而，在这无数的历史文化名人中，我最推崇的是受到宫刑之辱后仍不失斗志的史林“泰斗”司马迁，一部“史记”出神入化，既描绘出历史的丰功伟绩，也解剖了社会的阴暗面，开创了秉笔直书的史实范例。无论是文笔隽永还是犯颜直谏，他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史学”开一代先河。

西汉布衣学者枚乘，远出当时众多学者如晁错、贾谊，包括名重一时的司马相如等人之上！他淡泊一生，视“禄蠹”们为不齿，年逾七十，尚且笔耕不止，一篇《七发》，树当代文坛新风！唐代诗坛大家李、杜，深受世人崇敬；而我更爱“山水诗人”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琅琅上口的清新之作。他的诗与晋代“田园诗人”陶潜的“采菊东篱下”、“田园将芜胡不归”等诗作，无论是功力还是意境，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也爱宋代文坛大家苏轼的一首“大江东去”，那豁达与豪放，真所谓时代极品；可是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与“红杏枝头春意闹”等神来之笔，把大自然刻画得细致入微，更令人心醉。当然，我也深为此老仕途多舛、晚年凄凉而感叹！

历代文化名人层出不穷，“四大”名著的作者们，在他们著书立说的一生中，受到过多少公正的礼遇？甚至因不善钻营，落了个一世清贫，直叫世人冷齿。“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留下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等催人泪下的伤心之句，写尽了世上多少失意文人们心灰意冷。

在这四年中，我只入塾读了一年有余，而更多的是赋闲，帮表哥家打杂。不料一场麻疹，几乎要将我变成了“废人”！多承伯母尽心尽意，才将我从死神的手中抢救过来，也让伯母她老人家一颗久悬的心安定下来。要不然，眼下回到故里，又如何向我的父母交代呢？伯母对我的再造之恩，无形中加深了我与伯母之间的亲情，我视伯母自然而然的重于生母了。

这时，我搀扶着伯母坐下来后，转身想和母亲说两句话，问一问父亲的病情如何？冷不防，见父亲身穿浅蓝色的竹布大褂、白布袜、一双圆口黑布鞋，背着双手，面带微笑，安闲地从东头房里走出来，不由我吓了一跳！我在心中自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伯母在一旁也很惊诧，旋即向我使个眼色，意思是说：我们中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