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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章 哲思

第168章 哲思

书名:明与民作者名:伍九山-奇迹小说家本章字数:2028更新时间:2025-04-11 09:56:10

二十一世纪之人若穿越至明末,能为彼世带来何物?李察前述之答案,非黑科技、非近代军事训练,亦非新观念,而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之基石,在于辨证唯物主义,是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其创立者马克思,诞生于德国哲学之沃土,乃时代之产物。即便无马克思,亦会有恩格斯,或牛克思之辈。辨证唯物主义,非个人所造,然个人之贡献,不可忽视。马克思汲取黑格尔、费尔巴哈之精华,然此等哲人,皆时代之产物。

古典哲学之开创者康德,则具很大的历史之偶然性。

中国、印度及世界诸地,皆有古代哲学,世界许多地方也有博大深的学者,然何以唯有德国孕育出古典哲学?此乃德国时代之必然,康德则为此时代之突破者。古典哲学之诞生,非康德一人之功,乃德国哲学发展之必然。康德之出现,有两大条件:一者,自然科技之发展与普及;二者,英法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及民主思想之影响。

欲塑造康德,必先创造其社会条件。大民朝,非简单塑造康德,而是参照康德之社会条件,以制造己身之土壤。

为何追求康德?因文化之发展,哲学乃其标志。哲学之发展,体现政治、经济之成果,亦彰显社会之进步。人物可标志时代,亦可创造时代。

大民朝欲通过基础教育,提升自然科学之地位,以推动经济与社会之发展。经济与政治之发展,或可预见,然思想之发展,则难以确知。大民朝不愿重蹈欧洲思想发展之覆辙,而欲走出己身之道路。此道路,需有方法,需投入精力与智力。

西欧,乃大民朝之参照系,可借鉴其经验。中西对比,需明辨己身之优势与不足。中华古代一段时间的自然科学之不足,乃不争之事实。大民朝大办大学、中学、小学,正是为补此不足。政治、经济、思想之发展,乃综合因素之结果。

中华之四书五经,亦走向经典化。然其内容,缺乏近代科技知识之基础,亦缺乏理论思维,多为论语式之语言记录。朱子学说在明朝,亦在四书五经之范围内徘徊。王阳明虽似走出朱子学说,然因其时代自然科学之不足,且中华重儒家学说,故难以产生突破。王阳明之格物,亦在古代物质知识之基础上进行,受时代之局限。

泰州学派,乃王阳明思想之流派,亦是其学说发展壮大之结果。李执,接近泰州学派之人,因其坚持己见,不容于当时儒家学者。而泰州学派能成为显学,则因其学者态度较委婉。

李执,何许人也?其主张的人伦物理学之思想,反对孔孟为权威、教条,提出“童心”理论;反对道德之虚伪与官场之欺诈,并在诗歌写作风格上,主张“诚”。强调人之个性,对儒家理念下之“穿衣吃饭等人际关系”,认为即为“正义”之内容,对儒家之大道理提出挑战。

明朝,对个人否定过多,对士族利益强调过多。李执提出解放人之个性等内容,在当时乃破天荒之大事,亦成为当时第一思想犯。

李察认为,天下需众人思想之解放,需更多人拥有独立思维。对李执进行形式上之评反,乃希望更多人能拥有独立思维之思想。从李执之例中,可见必须突破儒教独尊之局面,否则儒教难容其他思想之存在。

此说仍围绕康德产生之社会条件,广泛之自然科学知识,只能寄希望于大、中、小学之教育,通过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来提升。当时之经济思想与民主思想,则需诸多条件,改变儒教独尊之局面,乃其中之一。

政治、经济思想与民主思想之存在与发展,亦需结束思想之禁锢,树立人间最高原则与趋向。

李察深思熟虑,于大民朝官员中高度强调破除思想之禁锢外,仍需建立一种最高之趋向。此趋向,乃天下人对某事之最高追求心理。

李察欲确立人类知识为最高趋向原则。人类知识,需民族之创造,需在生活生产中不断创造与积累民族之博大精深知识体系,需诸多代能比尧舜之宰相科学精描地发展知识体系。

大民朝追求人类知识之最高地位,其他如强大之军队、坚固之城防、富裕之经济等,皆需人类知识之支撑。有了人类知识,一切皆可创造;无人类知识,拥有之一切,皆将逐渐落后。

有了人类知识,即可建立强大之军队,即可修建坚固之城防,即可致富天下。

欲使大民朝实现将人类知识置于最高地位之目标,仍需诸多努力。唐朝能实现诗之辉煌,因唐能将会做诗者授官。

在一定历史时期,贫富差距仍存,授官与其他经济利益仍能动人心。大民朝亦将授官与经济利益给予知识之拥有者。

考试院、圣院、科学院等单位,对知识之存在与发展,将起重大作用。

原则确立了,具体操作则还有许多问题,历史的习惯必须认识。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出身很珍贵,贵族时代,只认贵族身份,知识及其它内容可以要也可不要。门阀制时代,只认门第,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之说。科举时代,科举考的内容是什么,就什么得到重视。

大民朝就是要利用科举历史的影响,把人类知识的总体内容列为授官和获得经济利益的条件,人为的造成对知识的最高地位。

儒教独尊之时,不但李执被下狱,还有许多有知识或思想的人,连名都没有留下,消失在历史,无迹可查。晋朝的鲍敬言,只受到了葛洪的批判才留下一个名。河上公,只是留注著而没有留名。有人甚至说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后人借老子之名而撰写的,中华古代真的只能留书而不能留,甚至有许多人书与名都无法留下。

为什么会这样?这需要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