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7章 文化基础

一个新的朝代建立，并非仅是掌控军队或组织政府这般简单，而是需施行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并非仅着眼于社会治安，而是为改善天下百姓生活所采用的一切方法。社会治安固然是综合治理的重要一环，但综合治理的核心在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

综合治理要求对社会从生活习惯、观念基础等基础因素，到军队、政府建设等上层建筑，均具备基本认知与处理办法。

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新朝也必须对社会基础进行调整，并在自己新朝的方向与目标的原则上调整基础建设。

二十一世纪的穿越者，能够运用二十一世纪的知识作用于当时社会。

生活习惯涵盖日常起居、信仰崇拜、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每个地区的民族都有独特的生活习惯与观念基础，均需予以尊重。

例如，某一时期东方允许天主教传播，然而东方人主要敬奉祖宗，而天主教只允许敬奉上帝。部分传教士采取妥协方式，允许信徒在敬奉上帝的同时敬奉祖宗。但后来罗马教廷规定只准敬奉上帝，不准敬奉祖宗，这引发了东方人的不满，最终导致东方禁止天主教传播。

天下各地习惯各异，不同地方的习惯需加以认识。中华汉人区域以儒教习惯为主，东方少数民族也受到儒教一定影响。

原有的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观念，宗教则将生活习惯强化并仪式化。人的生活习惯是一种“礼”，宗教仪式同样是一种“礼”。

有人将这种可变的生活习惯与观念，以及一些难以改变的地理环境，以及生产方式等内容，统称为社会存在。

原有的社会生产生活是一种存在，必须予以尊重。

社会生活习惯及其条件，看似简单，实则认识起来并不容易，人们在其上发挥作用更是需要花费特大的精力和智慧。

单纯的知识或认知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人也可发表个人见解，李察亦可凭借知识优势对当时社会提出看法。

现代世界的起点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尼德兰革命虽是重要条件，但更为关键的是法国的民主革命思想、英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德国的哲学成就。

东方的中华人，未经历教会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文艺一直存在，所需的是解除封建时代的文化禁锢。大民朝的建立，开启了稳定发展、开明的时代，其成果可与尼德兰革命相媲美。

当下亟待解决的是建立社会发展的基础问题。

借鉴历史并非照搬照抄，而应灵活运用。兵书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韩信将其运用为“背水列阵”，便是实用范例。李察自然想借鉴西欧历史，以西欧社会发展为参照。

法国的民主革命思想无法复制，在大民朝只能广设大、中、小学，编纂优质教材，特别是增大自然科学的内容，培育大量人才，再借助三省六部的开放政体，培养一批又一批具有独立思维和个性的人才，推动民主思想的产生。

英国的经济思想需自行创新，可借助江南的纺织工业起步，带动各行业发展，进而建立经济理论。甚至李察本人也可投身理论创造。

德国的古典哲学，需天下有志于哲学的学者努力创造，关键在于改变思维模式，摒弃“祖师爷最好，只能注释、无法超越”的旧观念。

应总结先秦哲学，构建能代表民族思想的内容体系，并结合秦以后历代思想，推导出代表民族的思想。

同时，应为明朝的李贽平反，肯定其思想价值，充分利用泰州学派的现有成果，综合古今思想，期待中华出现康德式人物。有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出现便不可阻挡。

社会是一个松紧适度的整体，新朝的执政者或社会观察家必须依据时代辩证原则判断松紧程度。管理过于紧密不利于自由发展，过于松散则不利于集中力量应对紧急情况。

社会基础中的百姓，应以松散管理为主，尊重百姓的自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满清那种奴隶主统治、奴才手下又有奴才的结构，仅适用于简单的战争或简单的生产，无法推动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

百姓终究是百姓，只有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才能激发社会经济和文化需求，增强民族活力，提升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生命力。

在百姓基础上组织力量，需从百姓中选拔部分力量组成新力量，这种组织可分为百姓层次和政府层次。

企业以商人为主，由商人从社会百姓中选拔力量，追求经济效益，属于百姓层次。

政府可组织跨越地域的行业组织，如前文提及的纺织原料生产统购统销组织。政府也可创办私人难以或暂时无力开办的行业，代表天下开拓新领域。

社会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新兴行业不断涌现，只有具备超越时代的眼光，才能开拓创新。

社会力量在于人力，政府力量在于经济实力和创新内容。

主张绝对自由经济或过度干预经济发展均不可取，一切需依据时代辩证处理。

政治和治安需保持相对稳定，经济发展需追求经济效益或长远效益。文化发展具有相对活跃性，是大有可为的领域。

文化发展并非单纯的诗词和文学表达能力，而是与社会生产相关的所有知识的发展。

政治、经济成果需在文化成果中体现，文化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互为促进，呈螺旋式发展，不可能单独一项而发展，任何一项的发展受困，都将影响三者的整体发展。

文化发展不可限制过多，更不可实行文化禁锢、大办文字狱，也不能放任不管。文化管理需运用辩证原则，相较于政治、经济问题，文化需更多自由发展空间，以经济原则管理文化或同等程度管理文化，必将受到历史惩罚。

文化发展并非要求文化禁锢、大办文字狱。只有满清王朝这种单纯强调骑射的朝代，才会将文化技术视为汉人所有，加以限制或忽视。

文化发展需要适当的自由天地，对文化的禁锢，也就是对政治和经济的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