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临县动静
书名:明与民作者名:伍九山-奇迹小说家本章字数:2035更新时间:2025-01-15 13:04:17
授衔仪式在庄重而神圣的氛围中隆重举行。军衔与军职紧密结合,当前军衔的设置与军职大致对应,鉴于当前的兵力规模,最高军衔授予至上尉。
李察、霍文祺、朱茹等人荣膺上尉军衔,他们作为总部指挥人员,肩负着护民军的最高领导职责。李斌仁作为文职人员,没有授衔
毛殿武、崔定元、戴云天等人则被授予中尉军衔,在连长级别的岗位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少尉军衔则颁发给小队长或排长,他们是军队中的基层管理者,具体负责战斗任务的执行。
上士、中士和下士分别代表着小旗手、班长、伍长及资深士兵,他们是军队的中坚力量,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智慧。
这一年里,朱茹领导的情报部门取得了显著进展。他们完善了情报的收集、分析及传递机制,并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遍布多地,为护民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战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桂阳县的居民积极参与农兵训练,成为军队的预备役人员。尽管尚未被征召为正式士兵,但他们的参与为军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的人力支持。这种军民融合的做法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稳定与发展。
在桂阳县,存在如郑洪义这类人员,他们平时为普通农民,特殊时期可能从事匪盗活动。李察认为,这类人员主要是由于缺乏管教和引导。他们中部分人内心仍保有善良,只是暂时迷失方向。对于这类人员,李察主张将其纳入军队或农兵队伍中,加以管教和引导,使其回归正常生活。此举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同时也为军队提供了更多人才资源。
桂阳县的农会、门下制、均田制度、农兵制度及护民军等各项事业均进入稳定发展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县将成为一座坚固的堡垒,对土匪和流寇具备完全防护能力。对于装备精良的强军,其重型武器和重甲在山地行动中受限。后世历史上,二战时期凶狠一时的日本侵略军在抵达桂阳县前的九峰时,因桂阳山峦众多而不敢贸然进军。
明末时期的桂阳县在各方面均取得发展的同时,护民军对全县局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全县仅少数农民生活困难,需借粮才能渡过青黄不接,大部分农民勉强维持生计,社会整体保持稳定。
全县具备水利条件的可开垦土地已基本开发完毕,开发更多田地的方式暂时完成。
实际上,只要地主不囤积粮食,而是参与流通,社会粮食供应基本充足,无需采取余粮收集制等严厉措施。
崇祯三年秋收后,李察已穿越三年有余,年龄超过十五岁,身材更加高大粗壮,完全成了成年人的样子。
崇祯三年期间,农兵制和农会在桂阳县成熟发展,同时,在桂阳边境地区也成熟发展近一年。
桂阳县绝大多数农民加入了农会,主要目的是共同求生,而非发起者所倡导的维护农民权益。受儒教影响,中国农民往往恭顺,不敢在官员面前争取自身权益,或仅关注生存权,忽视其他权利。
农会的形式,特别是均田的成果,自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宜章县作为与桂阳同属一州的相邻县,受影响尤为显著。
宜章县靠近桂阳县文明乡的边境区域与桂阳县交往密切,受桂阳县影响较大。
宜章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瑶族聚居区,包括莽山区域在内,少数民族生活更为艰苦,随时存在造反的可能。
早年被山匪裹挟至桂阳的农民中,部分人参观了解了桂阳的均田事务,回去后将情况介绍给宜章居民。介绍时多强调积极方面,甚至有所美化。
当桂阳县的均田政策和农民协会方式传入宜章时,在少数民族地区迅速传播。
对少数民族而言,造反是无可奈何时的愤怒爆发,意味着不顾一切,甚至不惜生命。
若少数民族有活下去的方法,肯定会选择生存。
桂阳县的均田政策为生存提供了一种实际可行的方法,因此,只要能活下去,就不会选择极端的暴动方式。
桂阳县的经验可概括为两点:均田政策为人们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生产资料——土地;农会方式使人们能够了解税收情况,有相对固定的支出数额,徭役公平分摊,生产成本自主可控,不再完全由官吏追缴或由官吏决定数额。
宜章县的边境居民或少数民族希望活下去,并希望实施桂阳县的方法。
宜章县百姓希望实施类似桂阳县的政策,但遭遇了与桂阳县初期相似的来自族长或大户的反对。宜章的士大夫力量比桂阳县更大,其观念在社会上更具影响力。
宜章百姓渴望土地,却缺乏争取的条件。
有“天”才有“地”,宜章百姓也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天”。
在崇祯二年秋收之际,重返宜章县的众多匪徒,在桂阳县败退后,一时未能确定下一个抢劫目标,便铤而走险,就近洗劫了宜章境内的大户人家。
宋明时期,民间武装力量被文官主导的官府分化瓦解,几乎不复存在。明朝王公贵族的武装力量也受到严格限制,民间无爵位者,至多只能聘请几位私人护卫。
明朝民间几乎不存在民间武装,与南北朝时期能够结坞自保、唐朝前期民间尚存一定武力,以及民国时期存在地主武装和团练的情况大相径庭。
明朝时期,匪徒一旦闹事,制约力量微弱,加之明末官府军力衰微,匪徒得以迅速发展。
宜章的大户人家与桂阳的大户人家类似,同样缺乏私家武力,自然不是匪徒的对手,许多大户遭到抢掠和杀害。
宜章的大户人家根基深厚,关系网广泛,于是将境内匪徒闹事的情况上报至州府、省府,乃至朝廷。
当时,各级衙门均财政拮据,剿匪需衙门出资出粮,而各级衙门均无力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