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二届学员

李察认真编练广安所这八百人。其中六百人为主力兵力，先编为十二个总旗兵进行训练；挑选一百人培养为特种兵及特种兵职业兵，负责特殊任务；其余百余人则为辅兵，负责运输与后勤保障。在李察精心训练下，广安所军队分工明确，各队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队伍。

俞志良表面看似浪子，实则上过一年多私塾，识字且懂算数，在当时颇为难得。他出身衙役，相当于知县李仁斌的私人秘书。新政实施后，他掌管全县经济数据。据俞志良提供的数据，桂阳县财力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前提下，仅能支撑八百名士兵的训练费用，需预留财力以备士兵伤残之需。因此，李察在编练军队时，未编满一千人，而是利用现有八百余人认真训练，注重成本控制与效率提升，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

李察毅然决定，不再扩充兵员，而是致力于将现有的八百名老兵锤炼成精锐之师。他深知，军队的强弱并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唯有将这八百人锻造为真正的精兵强将，方能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中稳固根基。

为迅速提升军队战力，李察着手筹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他召集了毛殿武、崔定元、戴云天等具备军事基础的人员，进行集中强化培训。该培训班旨在让这些骨干人员率先掌握护民军的基本原则、行为准则以及近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与方法。

李察规划，短训班结束后，即对军队进行全面整编。他明白，军队的建设绝非简单的人员组合，关键在于领导力的构建。在此过程中，李察、朱茹、李仁斌、霍文祺、毛殿武和崔定元六人逐渐形成了军队的核心领导集体。

这六位领导者尽管背景不同，但都具备一个共同点：学习能力强，能迅速领悟并贯彻李察所倡导的近现代军事理念与作风。他们相互学习，相互扶持，共同致力于“护民军”的建设与发展。

广安所的士兵均为擅长山地作战的山地兵，所配备的武器也以轻型为主，便于携带。这种特性使得广安所的士兵在山地作战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据传，曾有北方政权意图进犯桂阳县，但终因桂阳县水陆两路均有天然险地而放弃。如今，广安所的士兵正是适应这种复杂地形作战的轻装劲旅。

李察的战略布局是：北边依托天险进行防御，主要发展方向定位于西边，同时对南边和东边保持必要的关注。他认为，西部是主要的防守或进攻区域，因为那里有宜章县的匪患威胁，宜章又与桂阳县同属一州。而东部和南部虽有流寇侵扰，但相对而言，威胁较小。

在练兵方面，李察在继承明军练兵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近现代的军事知识，训练内容着重于士兵的体能与技能训练，同时注重培养士兵的纪律性和团队协作精神。

目前，护民军的训练即将迈入第二阶段，即注重实战演练，发展特色。在军官及骨干接受短训的同时，宜章的民工及部分原山匪在老兵的带领下，仍在进行基础训练，学习基本常识及队列变换等。

这些改进措施显著提升了广安所士兵的战斗力。

而真正的革新之处在于整体的军制建设。李察在北林学舍的学习与训练中深刻体悟到，唯有建立科学、合理的军制，方能确保军队的持久稳定发展。因此，他开始着手对军制进行改革，以期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更佳战绩。

崇祯二年秋收圆满结束后，第一届学员顺利毕业，第二届学员亦在这金秋时节迈入学府。入学大典庄重而盛大，不仅第二届新生全员参加，第一届的优秀学员、县衙官员及文吏亦纷纷莅临，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李察作为典礼主讲人，发表了深刻且振奋人心的长篇演讲。

他沉稳地阐述：“民间有言：‘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此言道出了乱世之中百姓生活的困苦与无奈。我桂阳县虽非富饶之地，但在这场浩劫中，境遇亦不算最为凄惨。尽管生活较往昔艰难，但我们仍能勉强维持生计。然而，这只是暂时的表象。有识之士不难察觉，生活的苦难正日益加剧，预示着乱世已迫在眉睫。”

李察接着指出：“时下，后金军队已兵临北京城下，于城郊大肆掠夺。他们的掠夺不仅限于财物与粮食，更包括人口。他们将青壮年掳走为奴，老幼则惨遭屠戮。你们可曾知晓，‘拉屎’与‘解手’两词背后的关联？在后金抢掠人口的恐怖行径中，这两词紧密相连。被抢的人口被长绳捆绑串联，无法挣脱。当他们需排便时，只能恳请后金士兵解开手上的绳索。因此，‘解手’成为了‘拉屎’的代名词。”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悲愤之情：“试想，若你们家中老幼惨遭杀害，夫妻、兄弟、儿女被迫分离，家中女性备受欺凌，你们能容忍吗？大明国民绝不答应！于是我们与后金交战。自奴尔哈赤反叛起兵以来，已过去四十六年。然而后金愈发勇猛，大明却屡战屡败、失地连连。今年此刻，后金兵已逼近北京近郊。”

李察深深叹息：“为何拥有二亿人口的大明竟不敌几十万人的女真、几万精兵的后金？因当下的大明军队早已不复太祖、成祖时期的辉煌。他们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与其说大明军队败于后金，不如说他们败给了自己。”

他进一步剖析明军的现状：“军官与普通士兵间心存隔阂、缺乏信任；士兵作战仅为军官或官府利益、缺乏内在动力；军官间则派系林立、各怀私心、相互倾轧。整个明军人心涣散、如同一盘散沙。更有甚者，部分将领心怀军阀之意、在战场上指挥不动、只图保存自身实力。”

李察指出明军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补给艰难。他揭露道：“补给与后勤由文官掌控，而他们却借此职权大肆贪腐。经手最少亦贪三成，这已是半公开的数目，是众多军队接收后勤物资时必须认可的漂没三成。至于实际贪腐多少，无从得知。明朝的钱财始终无法满足官员的贪欲，而贪腐成风，正常事业便无足够钱粮支持。”

他强调这种贪腐现象在大明官场极为普遍：“即便有个别清官欲改变此局面，亦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正因后勤补给困难重重，明军亦缺乏必要训练。因训练需消耗体力、增加补给与钱粮。然而，文官掌控的财务已被贪腐之风侵蚀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