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次日朝议

在李仁斌深刻阐述了对儒家思想兼容并蓄的态度后，朝堂之上，议论纷纭，形成了两派鲜明的声音：

一派坚持“儒家正统，地位坚如磐石”，

另一派则倡导“百家争鸣，能者居上”的开放学风。

朝堂内外，各种观点交织碰撞，加之繁复的礼仪流程，首日大朝会的时间悄然流逝。

在此关键时刻，李仁斌以其卓越的概括能力，将皇帝李察的治国理念精髓凝练为七项简明扼要、易于铭记的要点：

1.共和纪元启新篇：标志着时代更迭，共和纪年开启天下发展的新纪元。

2.民权至上，民贵君轻：强调民众权益的重要性，倡导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

3.生产生计，国之本也：明确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为国家之根本任务。

4.一统江山，多元共荣：在统一国家的基础上，鼓励多种生产方式并存，实施四都制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5.生产自由，百业兴旺：确立生产自由原则，不设限制，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繁荣经济。

6.虚君实政，尧舜遗风：借鉴古代贤君之治，实行虚君制，强化三省六部职能，实现高效治理。

7.文化革新，破茧成蝶：推动文化改造，打破文化封锁，促进思想自由与多元文化的繁荣发展。

首日大朝会，不仅是一场盛大的礼仪庆典，更是新朝性质与方向的明确宣示。李察皇帝在阐述这七点治国方略后，退居幕后，让李仁斌与上官寒明引领群臣深入讨论，自己则以谦逊之姿，倾听各方意见。

回望往昔，李察皇帝带领“护民军”驱逐满清，定都北京，面对群臣的劝进，他深知肩上重任，非为延续旧制，而是引领国家迈向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大道需要从旧时的封建王朝出发。

他深知，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在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又离不开知识结构的更新与平衡。因此，他力主打破儒家独尊的局面，倡导多学科知识的普及与系统化或知识体系化的探讨。

面对“皇”与“帝”分家的提议虽遭反对，但李察皇帝心中已种下变革的种子。他视皇位为责任而非荣耀，更不愿成为未来革命的靶心。随着满清在漠北的归顺，天下大势已定，迁都长安，标志着新朝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新年将至之际，李察皇帝决定不再过多征询群臣意见，而是凭借自己的拥有二十一世纪知识的远见卓识，率先公布君主立宪的原则，决心以坚定的步伐引领天下走向近现代。他深知，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他已准备好，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书写新朝辉煌的篇章。

次日，小朝会如期举行，参与者皆为朝廷重臣。与前日的大朝会不同，此次会议聚焦于具体政策的实施细节与疑问解答。李察皇帝端坐御座，目光如炬，准备解答群臣心中的疑惑。

黄道周首先发言：“‘民为贵’我们懂，有‘民为贵’，为什么还要‘兴民权’？”

李察见李仁斌在思索，便主动接过话头，解释道：“‘兴民权’，意在强调民众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之权利，非由他人赐予，亦非他人所能剥夺。而‘民为贵’，虽亦体现对民众的尊重，却可能隐含权力源自上层的观念。兴民权，则是从根本上确认民众权力的神圣与不可侵犯，确保每一份子都能享有其应有的尊严与自由。”

钱谦益随说：“君权神授，官权君授，民权官授，这是天理。”

上官寒明则说：“神也有多种神，君权神授的神是以前朝代的神，本朝尊天，本朝尊天护民，民权天授是天意，天是最大的神，天大过普通神。”

黄宗羲说：“民的权力必须尊重，君也必须尊重，君主行事应符合原君道理，兴民权好。”

黄道周瞪了钱谦益一眼，抢话问道：“再造文明中心，依陛下之意，是何如意思。”

黄道周瞪钱谦益一眼，钱谦益也懂其意，是要自己不要在兴民权与君权神授之问题再起争论。钱谦益不是想与陛下抬杠，而是心中有疑问自然就提出了，心想，你比我还固执，都在这大好时光，都知变通，我还会不知变通吗。

对于黄道周的提问，李察回说：

“文明是相对野蛮的词汇，而这里说的文明，是相对蒙昧而言。具体而讲，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了以下要素:家族观念、工具、语言、文字、信仰、宗教观念、法律、城邦。文明是在原先的社会发展基础上，有个突破性的发展。

我中华文明在夏国兴起时，夏国率先兴起农业生产，比周边国的简单种植业，甚至是打猎加采集业，要先进，到周朝时，大部份分封国都确立了农业生产，与周边社会先进了上千年，是一个文明中心，也被尊为中国。只是后来，有的周边部落发展较好，有追赶学习中国之势，也缩短了与中国之差距。特别是某些部落在某些技术，或在某个方而有超越中国之势，如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在军事方面上就超过中国，现在的满清，军事技术也不可忽视。

如今，我们要在各方面上都大力发展中华文明，走上重新超越普通地区之路，也就是能有多快的发展能力，就保持多快的发展速度。致于如何发展，正要与众位商讨。”

李仁斌慨叹道：“我华夏何以被四邻之族赶超？实乃我中华在发展历程中亦存有其短处与不足。”

上官寒明愤然言道：“中华之短，实乃奸佞之臣与昏聩之君所累。提及奸臣，吾心愤恨难平；论及昏君，亦欲厉声斥之。”

李察沉吟片刻，缓缓道：“论及中华之短，奸臣昏君固为一端，然更大之弊，在于制度之缺。自古《尚书》有云：‘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前代之君臣，岂能不知此理？然终使国事倾颓，乃至危亡之境。彼辈知而不行，或因难以独力扭转乾坤，或恐自身受累而不愿为也。”

上官寒明续道：“观明朝朝堂，大臣多以维护士族私利为要，党争不息，对国之大计视而不见。土地兼并肆虐，不予遏制，盖因抑制兼并将损其私囊；军费贪腐横行，视而不见，实则贪墨者中，大臣亦不乏其人。皇家矿藏之争，竟以为皇家可得，己亦应得之，全然不顾此财本应用于国计民生。士族免税之制，竭力维护，更巧立名目，广增免税之地，隐匿田产。此等行径，皆为一己之私。个别地主为非作歹，或不足撼动大局，然若众地主皆如此，则国家危矣。大臣们在利益驱使下，对明理之事刻意回避，治理国事几近儿戏。”

众人齐声道：“愿我朝勿蹈前朝覆辙。”

“故此，立朝之基，非但不可偏袒某一阶层，而应广庇天下苍生，倡兴民权。新朝亟需建立一套新的典章制度。”李察言辞坚定。

孙奇逢附和道：“历朝之初，皆有太祖开创制度之举，我朝太祖亦然，此乃天经地义之事。”

众大臣也点头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