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应该交给谁：哲人王、圣人王与乌托邦（3）

这段对话被放在《孟子》第一篇的第一节，足见其重要程度。孟子的意思是，梁惠王作为统治者，不能盯着利益不放，而要怀着仁义之心来考虑百姓。探讨仁义与利益的关系，在中国哲学中有一个特有的称呼，叫“义利之辨”。宋代理学家程颢曾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熹也说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义利关系，从来不是简单地让人们放弃利益而选择仁义，而是说，要通过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利益。

孔子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少人认为，这是孔子在赞扬君子以仁义行事的同时批评小人唯利是图。实际上，孔子只是在描述他心中理想政治阶层的各自特点：处于统治阶层的贵族讲求仁义，处于被统治阶层的庶民重视利益。在先秦时期，“君子”与“小人”首先指的是身份位阶上的区分，然后才是今人所理解的道德修养上的区分。从儒家的政治思想看，孔子并没有否定“喻于利”的庶民，他认为被统治者在遵纪守法且满足基本社会道德的前提下，守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没有什么问题。

儒门内的另一位大儒荀子也有一样的观点，他认为“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这就是说，即使像尧舜那样的圣人王，也不可能让百姓完全放弃利益，但是他们能够让百姓不因对利益的追求而损害对道德的恪守。荀子进一步补充说，后者的实现不是靠统治者空洞的宣传，而是需要“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即通过社会上位阶层不与百姓争利，从而让被统治者有充分的空间来实现自我利益。

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孟子表达的也是同样的含义。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统治者是极为特殊的角色，统治者所追求的仁义与蜘蛛侠那种“好邻居”式的热心肠不同，它必须指向所有被统治者的实际利益。换句话说，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中，君王所追求的“义”其实就是百姓的“公利”，这也是孟子说“何必曰利”的原因所在。

从以上的说明来看，儒家的圣人王确实解决了柏拉图哲人王的问题。他没有因为追求一个孤悬于理论的完美秩序而忽视百姓的生活需求，反倒将百姓个人利益的普遍实现视作为政的目的。于是从世俗的角度看，似乎儒家的圣人之国比柏拉图的哲人之国更加理想，更加符合普通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唯一的问题是，儒家对于圣人之国的设计，仍然摆脱不了乌托邦的命运，在真实的世界中，作为仁义化身的圣人王似乎并不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能被称为圣人的人屈指可数。儒家公认的圣人，不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七位。在他们之后，尽管孔子一再声称自己达不到圣人的境界，仍然在去世之后被弟子树为圣人。而孔子之后，颜回、曾参和孟子也被皇帝封为“复圣”“宗圣”和“亚圣”，但那已经是元代的事情了。即使怀着宽容的心态把三子算作“圣人俱乐部”的成员，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孟子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被儒门共同认可为圣人了，而在儒家公认的圣人中，孔、颜、曾、孟四位并不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儒家公认真正能称得上圣人王的最多只有七个人。

为什么在这七人之后，中国再没有出过圣人王呢？我们可以借助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一段议论来思考这个问题。在《五蠹》这篇文章中，韩非子谈道：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粗粮野菜，其生活质量甚至比不上看门的仆人；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领着大家做农活，劳累不堪，其生活质量甚至比不上干活的奴仆。他因此得出结论，古代的君王把位置禅让给他人，这没什么值得赞扬的，因为这相当于让他们从繁重辛苦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了，现在就连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都拥有很多财富，所以一个人也许能够舍弃上古时代的天子身份，却无法舍弃今天的县官身份，究其原因，在于能够获得利益的多少不同罢了。

韩非子试图揭示的道理是，统治者能获得的利益越多，他追求仁义的可能性就越小。人类的发展过程本来就是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按照韩非子的这个说法，越是后来的统治者，越不可能成为圣人王。一个更加悲观的观点是，在尧、舜、禹、汤执政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并不像韩非子描述的那么简陋，当时的物质水平已经足够统治者放弃仁义了。西晋时期曾在古墓中出土了一部古书《竹书纪年》，它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其中对尧、舜等古代君王的描写大大颠覆了后人对圣人王的想象，比如尧老迈之后，舜把他囚禁起来，使其父子不能相见。

无论《竹书纪年》的记载是否为信史，我们都可以沿着韩非子的思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儒家所推崇的圣人王之所以难以在现实中出现，就是因为它把统治者想象成完全利他的角色。如果说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问题在于哲人王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而牺牲了民众的实际幸福，儒家政治哲学的问题便在于把道德上的完美想象错误地放在了现实政治生活中。事实上，在儒家思想中，圣人是一种终极的存在，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于西方宗教里的弥赛亚，是人类最完美的形象。孔子虽然仰慕圣人，但自己也承认“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把这样的圣人和政治上的君王结合而成的圣人王，即使在理论上能够解决柏拉图的问题，但终究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

如果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护卫阶层不能讲求个人幸福，已然被我们认为是一项残忍的规定，那么在儒家的政治构想中，统治者绝对不能为个人利益所动，这个要求显然更有悖人性。即使我们不否认圣人王的设想是意欲通过最好的人性打造最好的政治，但讽刺的是，我们在真实的历史上看到的却是皇帝君王有不少都穷理残虐、尽性荒淫。这时再去幻想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王，就多少显得有些幼稚了。

所以，如果想让政治哲学的思考多少对现实有些帮助，就必须走出对“完美君王”的执念。这便是人类政治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