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从何而来：神授与契约（1）

政治哲学对“权力”的思考，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权力从何而来，第二个问题是权力应该如何运作，第三个问题是谁应该拥有权力。对于第一个问题，政治哲学一般有两种回答：一种回答认为，权力是比人类更加高级的存在者赋予某人的；另一种回答认为，权力是人们通过共同的契约让渡给某人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政治哲学倒是有一个表面上一致的回答：权力必须按照正义的原则来运作。对于第三个问题，有多少位政治哲学家，就有多少种不一样的答案。

认为权力来自高级存在者，被称为“神授论”，它是古代人民思考权力起源的流行理论。这种理论的出现多少与神话时代人们对神祇的敬畏情感相关。在很多国家的建国神话中，神授王权都是重要的情节。比如古代埃及人认为，具有统治权力的法老是太阳神拉的儿子。法老在世的时候为太阳神拉代言，统治人间，离世的时候也要葬在指向太阳的金字塔中，以便灵魂可以升天。日本人把自己看作天照大神的后裔。日本号称“万世一系”，自古以来皇室都保持在一个家族内传承。由于在日本的神道信仰中，掌管天的天照大神是天皇家族的先祖，皇室成员也就与普通人不同，他们能领导人间事务亦是出于天照大神的授权。朝鲜和韩国虽然在统一的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但两国一致认为自己是天帝桓因之子桓雄的后裔。桓雄一直希望与凡人一起生活，得到父亲同意之后，他降临在长白山，为那里的人们带去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有一只老虎和一只熊知道桓雄是天神下凡后，祈求桓雄把他们变成人，桓雄让它们只吃大蒜和艾草，在山洞里生活一段时间。后来老虎放弃了，熊因为坚持下来了，被桓雄变成了女人并嫁给桓雄，他们的孩子就是古朝鲜的第一位君王檀君，檀君的权力便来源于本是天神的父亲。

真正把神授论纳入严肃的理论创建，还要等到后来成熟的宗教出现。宗教所讨论的政治哲学，其实是“政治神学”，这一点在基督教对政治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圣经》的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整个第一章讲的都是这个故事。作为《圣经》中所描述的力量最强大的存在，上帝无疑具有终极权力，这个权力可以决定万物的生成与秩序，也可以决定人类的角色——成为其在世间的代理。事实上，人被上帝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部分继承上帝对万物的统治权力，所以《圣经》中本来就包含着神授论的意味。

这种意味随着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进一步形成了更复杂的政治学说，其代表就是奥古斯丁提出的“上帝之城”。与“上帝之城”相对应的是“世俗之城”。奥古斯丁认为，前者建立在对上帝的爱之上，而后者建立在对自己的爱之上，前者是值得向往的，而后者是令人堕落的。在上帝之城中，人们由于信仰上帝、听从上帝的权威而能得到永恒的和谐；在世俗之城中，人们由于畏惧君王、服从君王的权威只能得到暂时的和平。奥古斯丁宣称，生活在世俗之城的人们要学会顺从上帝，因为只有在上帝之城中才有真正的幸福。世俗之城的君王只有冲破对自身权威的迷恋，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才是好的君王。

奥古斯丁这种用“双城故事”来强调世俗权力应该服从神权的叙述方式，一经问世就成为政治神学的经典。直到一千多年后，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仍然在谈论“两个国度”的问题：属天的国度和属地的国度。比起奥古斯丁，加尔文对世俗之城的态度似乎有了积极的变化。他认为，属地的国度虽然只是人们在世时临时设立的，但仍有重要的任务，比如号召人们保持对上帝的信仰、用法律维持社会和睦、保证教会有序运行等。对于属地的国度中的君王，加尔文同样认为他是上帝的摄政者，出于对上帝的信仰，君王必须表现出正直和节制的美德。

总的来说，政治神学的要义是把人间秩序安置在神的权威之下，使权力变成神的恩赐。在这样的理论设计下，权力是否正当的标准在于它是否用来为神服务。权力作为一种能够役使他人的力量，就这样被赋予了明确的目的：引导、宣扬、保障公民的信仰。即使后来加尔文的态度已然对世俗之城温和了许多，我们还是不难感觉到政治神学的核心在于神学，而不是政治。

其实，把“政治”和“神学”连在一起本来就存在理论上的张力，因为前者着眼的对象是活着时的好生活，后者关心的内容则是死去之后的好归宿，后者必须通过出离、否定、超越前者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宗教认为除了对神的皈依，并不存在另外的公共善好，群体生活只不过是群体信仰的另一个称呼罢了。与其说政治神学是用宗教的方式论述政治，不如说是用宗教的方式消解政治。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对天帝的信仰完全是用来论证权力合法性的手段。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殷周之际君王为了巩固权力，改变了宗教。商王朝的思想世界是围绕着对祖先神以及能够令风令雨、降祥降殃的天帝的信仰而展开的，而周王朝在保持祖先崇拜的基础上，特别在天帝信仰中发展出了对天命的强调。天帝信仰关涉的是对掌控人类善福祸淫的绝对超越者的敬畏与服从，其中亦包括对天帝授予商王朝统治权力的认同，比如《诗经·商颂·长发》中的“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还有《尚书·太甲中》中的“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与商王朝这种宗教意味浓厚的信仰稍有不同，周王朝对天命的强调减少了对人间行为有强烈感情的人格神的形象，突出了上天作为不可挣脱的客观法则的性质。比如在《尚书·召诰》中，召公告诫周成王，只有实行德政才能祈求天命的永久护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里君主的德性成为符合天命的重要一环。这样一来，与普通人无法理解而只能承认的神的命令相比，由于承认世俗道德，天命具有了更清晰的标准，可以判断权力是否合法。不过，天命本身仍然是超越世俗且神圣的存在，西周时代的权力起源说仍然没有突破神授论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