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为人，可以不要道德吗：魏晋风流与道德消解（2）

在这里，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这个理论基础说明，嵇康、阮籍、刘伶以及后来的谢鲲、胡毋辅之这些人通过酗酒与裸体等行为，想表达的不仅仅是对传统道德秩序的批判，更是对一种新价值的追求，这个价值就是“自然”。换句话说，酗酒与裸体这些我们认为荒诞的行为，在魏晋名士的眼中，可不是如今某些为了博人眼球的行为艺术者的故作姿态，更不是美国“垮掉的一代”夹杂着悲观与空虚的纵情狂欢，而是对一种能够超越道德、弥补道德之缺陷的价值的彰显。

在这样的追求与彰显下，魏晋时代形成了一种新的学问，后人称之为“玄学”。《老子》中有一句话叫“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研究的对象正是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研究的方式是把儒学中某些重要的命题以道家的方式重新阐释，上文中王戎所说的“圣人无情”，就是用道家去情绝欲的观点来阐释儒家圣人。《老子》《庄子》《周易》这三本被道家重视的经典也成为玄学家的必读书，并被称为“三玄”。

玄学在魏晋时代能够兴起，除了因为儒学所传达的思想在某些层面已经与当时名士们的心态严重不符合，也因为先秦老庄之学所包含的内容刚好为名士们冲破道德的束缚提供了理论上的资源。对“自然”的重视，最早确实可以追溯到老子和庄子。

在第七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过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和庄子讲的“浑沌开七窍而死”的寓言。先秦道家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钟爱，他们认为只有不伪饰、不喧噪、不好胜、不争抢的状态才是自然的，才符合世界最初的运行。从常识来看，处于自然对立面的不当行为是被道德所反对的，但是先秦道家却有一个十分反常识的观点，他们认为恰恰是道德导致了诸如伪饰、争抢等不道德行为的出现。

《老子》第三章中有一句话，叫“不尚贤，使民不争”，就是说不去褒奖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百姓也不会争着去成为模范。一般来说，树立道德模范的用意是让普通人学习，但是现实中，道德模范是一种荣誉，而荣誉往往关联着利益，所以普通人对于道德的追求有时候不是真的想行善，而仅仅是为了获利。于是，《老子》第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是说，人们放弃自然纯朴的状态之后，才有了对仁义道德的追求；智慧权谋出现之后，才有了虚伪狡诈的算计；家族丧失了本来的和睦之后，才有了用来约束人们的孝慈；君主昏庸混乱之后，才需要所谓的忠臣。

换句话说，老子把儒家所重视的代表道德的那些东西视为自然状态失范的结果，并认为它们会引起更恶劣的结果。他的逻辑是，如果本来的状态是清净且和谐的，就不需要乱哄哄地追求什么道德。于是在《老子》第十九章中，老子得出结论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即抛弃儒家所推崇的圣人、仁义、巧利，百姓自然会恢复孝慈，没有争抢，达到比现在更好的境况。据此，老子进一步总结说，真正的自然状态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其中“绝学无忧”说的是，放弃儒家的学问才能真正逍遥自由，这和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说的要脱离六经的束缚基本是一个意思。

《庄子》的外篇之一《缮性》也表达了和老子相似的观点，并提出了一种历史退步论。《缮性》认为，上古时候人们能够保持“阴阳和静，鬼神不扰”的自然状态，这个状态也可以被称为“德”。但历史越发展，德越衰弱，人们离自然状态越远。所以燧人、伏羲的时代不及上古时代，神农、黄帝的时代又不及燧人、伏羲的时代，唐、虞的时代又不及神农、黄帝的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时，社会就变成了“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的模样，即礼法遮盖了人的本质，知识陷溺了人的心灵，人民迷惑混乱，再也找不到返回自然状态的方法了。

以上老子和庄子的论述，虽然未必是他二人写下来的，但至少是后学们的增补，仍然代表先秦道家的主流观点。从这些观点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到，道家批判道德、推崇自然的原因与当时人们对现实的失望有关。他们看到了现实中人性的种种扭曲，更看到了人们普遍借道德之名求一己私利，于是对道德产生了彻底的不信任。就好像韩非子对当时社会诸多现象的总结：哪有什么道德呢？医生替人治病能达到吮吸病人伤口、含着病人污血的地步，但医生真的善良吗？不过是为了利益而已，就好像做轿子的工匠希望人人富贵都来买轿子，做棺材的工匠希望人人早死都来买棺材一样，都是为了利益罢了。

受老子和庄子影响而推崇自然的魏晋名士用看似荒谬的行为怀疑道德、嘲讽道德，同样与对现实的不满有关。东汉末年，社会上已然是一片腐化混乱的景象，恒、灵二帝时期有一首童谣唱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意思是说，被推举为秀才的人却没读过什么书，被推举为孝廉的人却把父亲赶出家门，那些表面上的寒门清白之人实际上如污泥一样品德败坏，那些官员上将个个都怯懦如鸡。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不断更迭，战乱频繁，门阀士族垄断严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思是说，贵族子弟只要能坐到车上不掉下来就可以当著作郎，只要在信中能写两句问候语就可以当秘书郎。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公。作为社会混乱与黑暗的目睹者与承受者，魏晋名士愤懑且绝望，对礼法道德采取了消极的批判态度。

生活在21世纪的你，也许不能完全认同先秦道家或者魏晋名士对现实的悲观与对道德的怀疑。但是在哲学上，他们却抛出了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人可不可以不要道德？或者说，不要道德，我们是否仍然能认识到人之为人的原因，并在对这个原因的探究与实践中生存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