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人生知，到格物致知：儒家的认识论（1）

在上一章中，跟随着唯理派与经验派的讨论，我们开始对人认识世界这件事有了一定深度的思考。不管你是否同意伊壁鸠鲁、莱布尼茨或康德这些人的观点，一个确定的事实是：人通过感官与思维获得信息的过程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解释；由信息形成的知识和建立在知识之上的信念，也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准确。不过，生活——就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并非只追求精准和正确，丰富同样是它的目标。一种只允许谈论真理的生活显然是丰富的反面，所以认识论虽然是对认识活动的深入思考，且这种深入思考形成了很多卓越的见解，但它并不能决定我们生活的全部样貌。

所以，认识论的研究内容既包含知识如何形成、如何进行可靠的内在探索，也包含知识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我们生活的外在思索。通过讨论自古希腊时代起的西方先哲，我们已经大概清楚了认识论的内在探索是如何进行的，在本章中，我们也会在东方的传统语境中看到相似的探索。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本章还将展现东方文化是如何对认识论进行外在思索的。这种思索构成了东方认识论的独特个性，恰好为西方哲学提供了一种特别的补充。

和古代生活在其他大陆板块上的先民一样，中国人的祖先亦很早就注意到了人获取知识的认识活动。在认识的诸多环节中，有一个环节受到了古代中国人的特别强调，那就是看。与听、尝、触摸这些利用感官而进行的初级认识活动相比，在中国早期文化中，看并不单纯指涉那种利用视觉进行信息采集的生理性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它还意指一种在根本上领会世界规律的认识能力。在《周易》中，后一种意义的用例屡见不鲜：“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

在这些例子中，看的对象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抽象的规律。“天地之心”是指宇宙运行的本质；“天之神道”与“天地之心”差不多，也是指自然的运行规律；“天下之赜”则是指社会运行的实际情况。这些内容按照一般的理解，都不是通过看能得到的，而是需要从观察、分析到领悟的一整套认识过程。据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是用“观”“见”等字来表达认识论中所说的“认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你如果对中国早期文献有一定的了解，就会知道能观看“天地之心”的人并非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而是为普通人做出典范的圣人。《周易·系辞上》中有一句话叫“圣人设卦观象”，说的就是圣人通过总结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而创设了八卦，再通过八卦来推演事物在某个具体时段的具体变化。如果你想知道圣人是如何认识到万物的运行规律的，《周易·系辞上》中的另外一句话可以作为参考：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这句话是说：圣人通过观察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知道了隐秘或明显的规律；通过追寻万物的开始和终结，知道了生死的道理；通过了解精气构成万物、游魂变化无常，懂得了神鬼的情状。

即便我把这句话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了，你可能仍然没有搞清圣人的认知过程。确实如此，这段文字中虽然提到了“知”，但仅从文字上提供的信息来看，对于圣人究竟是如何从对自然或生命的观察而获得知识的这一点来说，它仍然是一个谜。不过，这种不清晰的表述也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可能：也许《系辞》的作者并非有意卖关子不去说明圣人的认识过程，而是圣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认识过程；对于圣人来说，知道就是知道，而不需要像我们一样进行反复的学习和总结。

《论语》中孔子的一些话为这个猜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论语·述而》中，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在这里，孔子谦虚地把自己评价为一个勤奋的历史发烧友。他虽然否认了自己是“生而知之”的人，但言下之意似乎是，那种一出生就能洞悉世界的人也确实是存在的。在《论语·季氏》中，孔子明确地把人按照认知能力分为四种：“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按照南北朝经学家皇侃的解释，这四种人说的就是：天生就知道的圣人、通过学习才能知道的贤人、追求实际功用而去学习然后知道的普通人，以及即使有实际需要都不会去学习而什么都不知道的蠢人。孔子对于人与人之间区别的论述，我们最为熟悉的是后来被编成《三字经》的“性相近，习相远”，即从人的本性来看，大家都是相似的，造成我们不同的原因是后天的习惯。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一点是，在《论语》原文中，孔子说了这句话之后，还说了一句“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也就是说，“性相近，习相远”说的只是普通人，对于圣人和蠢人来说，他们不仅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根本没法改变这种区别——圣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圣人，而蠢人怎么努力仍然很愚蠢。不管这种观点有多么令人不能接受，但是它都代表了孔子以及当时绝大部分人的想法，即人生而不平等。在这个令现代人无法忍受的前提下，我们能够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圣人不需要认识过程，就能够直接认识世界。

当然，这里所说的直接认识世界，并非指圣人从出生开始就具备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知识，而是说，圣人能够直接认识到世界的根本规律和人生的重大道理。这就是说，如果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圣人穿越到了今天，他仍然要学习一下怎样在超市用支付宝付款，但是对于今天社会上的根本矛盾和人们心中的普遍需求，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这种设定使得中国的认识论在开始就与西方的认识论有了一个区别，即通过对人的区分使得某一类极其优异的人存在，免除了被追问认识何以可能的必要。

在上一章对西方认识论的说明中，我们曾讲过一个词叫“直观”，说的是对知识的直接获得，比如我们基本上不用任何思考就知道“金丝猴不是熊猫”，这个判断就是一个“直观知识”。一般来说，直观知识具有逻辑的必然性，所以人们认识起来毫不费力。但从圣人身上，我们看见了另一种“直观”，即对天地万物根本规律的直接获得。这样，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周易》中类似“见天地之心”的表述就会理解，当“看”这个动作被用于圣人时，它就不再是感官活动，而是一种直观活动。

只不过，这个直观与洛克所说的直观不同，它的对象是世界的奥妙。本来，越浅显的东西，越容易直观，但圣人也能对深奥的东西进行直接的证悟。更加令人丧气的是，如果我们只是普通人，那么就没办法理解圣人是如何“见天地之心”的。我们就不该去问“圣人是如何做到的”这样的问题，因为很有可能圣人的天赋异禀使得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做某事。所以，我们对圣人只能羡慕，羡慕他干脆没有必要讨论认识论中的诸多问题。

但是，圣人不涉及认识论并不代表其他人也不涉及认识论。毕竟，在孔子的分类中，除了圣人，还有三种人。对于他们来说，西方哲学中所提出来的“认识何以可能”的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解答。换句话说，我们虽然在中国的圣人身上看到了近代唯理派所提倡的天赋观念的影子——圣人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了关于宇宙规律的知识——但就像唯理派仍需要回答经验认识的作用一样，大部分不是圣人的中国人仍需要去搞清楚，既然他们不能像圣人一样洞悉一切，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以及这种认识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