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源自天赋观念：近代唯理派的认识论（1）

古希腊认识论未能继续向前的终点成为近代认识论发展的起点。在对古希腊时代遗留问题的解答中，西方哲学迎来了自身发展的第二座高峰。于是自近代开始，西方哲学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已经不是本原与本质，而是认识本身。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认识论的发展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近代哲学的发展被称为“认识论转向”。

不过在这个转向开始之前，哲学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基督教纠缠在一起。可以说，哲学在走出古希腊时代之后并没有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而是成为基督教徒用以解释教义的工具。

在基督教诞生不久、向希腊化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基督教徒入乡随俗地使用古希腊哲学的概念对教义进行诠释，于是古希腊的哲学思维影响了基督教的性格。在《新约》的《约翰福音》中，我们可以读到“太初有道”这样的话。这里的“道”就是“逻各斯”的意译，是完完全全的哲学概念。

在古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米兰敕令》使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他专门对教会组织进行统一管理。于是，对经文制定诠释标准的公教会成立。公教会的掌管者被称为“教父”。公元2世纪至6世纪前后，教父们不断地从古希腊哲学中吸收理论上的资源，对基督教教义进行阐释与创新，后世的哲学史家便给教父思想中与哲学息息相关的部分起了一个名字：教父哲学。

教父哲学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不能完全解决不断涌现的新的神学问题。以至于在公教会的学校，老师和学生之间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刻的讨论。讨论中不乏颇具洞见的观点出现，这些观点不仅完善了基督教教义，也丰富了哲学理论。后世把公元9世纪到14世纪末这些在教会学校中讨论出来的哲学理论称为“经院哲学”。经院哲学虽然有理论上的分歧，但是在用古希腊哲学阐释神学教义的立场上，则是一以贯之、毫无疑问的。当然，教父哲学亦是如此。所以，二者常常被合起来称为“中世纪哲学”。

我会小心使用这个名称，因为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愿意按照教父与经院的规定去理解教义，至少注重灵修与巫术的诺斯替教派就主张通过神秘体验来获得对教义的直观认知。公允地说，对于这种神秘主义中是否隐藏着什么其他的哲学成分，当代学者研究得还远远不够。基于此，“中世纪哲学”仍是一个有待扩充内容的概念。

只不过我们要明确一点，西方在中世纪能被称为哲学的思想，无论如何扩充，在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宗教的。用西方哲学史著作中一句流行的话说，“哲学成为宗教的婢女”。这便使得它在理论的建立上有了诸多不可跨越的雷池，比如，不能否认全能上帝的存在。于是，无论教父哲学还是经院哲学，都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存在，这也是为什么“认识论转向”要到文艺复兴之后才发生。同时，这亦是我决定越过中世纪哲学，直接把古希腊认识论与近代认识论对接的原因。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没有认识论。比如，奥古斯丁在说明作为被造物的人如何用有限的心灵去认识无限的真理这一问题时，提出了“光照论”，认为是上帝的光芒使我们看见了永恒的真理。只是这种认识论与其说是为了解决人如何获得真知，不如说是为了凸显上帝的权威与信仰。所以即使略去中世纪哲学的介绍，也不妨碍我们对认识论发展线索的说明。

一般认为，中世纪哲学之后所发生的认识论转向肇始于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当然，在为笛卡儿奉上这一桂冠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的成就与当时人文主义和科学革命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如果说在人文主义对人的尊严与自由的讨论中，宗教还占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在科学对自然的研究中，宗教则被视为应当远离的对象。

近代科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对“眼见为实”的经验规律的重视，而不去沉迷任何超越性的神秘法则。比如伽利略、开普勒，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牛顿，都是实验型的科学家而不是古希腊式的沉思者。这种科学上的开拓与发展影响了哲学的思考方式。笛卡儿十分赞叹当时人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他对不少科学领域都抱有兴趣，甚至尝试研究与胚胎有关的问题。不过作为哲学家的笛卡儿仍然强调哲学对于科学的重要意义。这个意义体现在，科学不能对自己所使用的方法进行反思，这个反思只能由哲学来完成。

笛卡儿认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数学，但是日益重视经验观察的科学家没有办法对数学进行实验，以证明它的可靠性，所以哲学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笛卡儿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基本上跳出了古希腊时代以来的哲学体系。换句话说，与深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影响的中世纪哲学不同，笛卡儿把自己的哲学建在了一块无人之地上。他用自己的思考方法大胆假设——至今为止的一切知识都不可靠，然后以此出发，试图重新确立知识的基础。这个方法被称为“笛卡儿式的怀疑”。

所谓“笛卡儿式的怀疑”，就是怀疑一切。比如，当你躺在沙滩上享受阳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不是真的，而是在做梦呢？不仅感觉会欺骗我们，理性也未必准确。笛卡儿认为，即使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明白无误的计算，也可能是某个魔鬼歪曲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误以为其正确。所以，我们要把怀疑进行到底，不要相信一切号称不证自明的知识。

笛卡儿的这种普遍怀疑，很难说没有受到怀疑论的影响，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笛卡儿通过怀疑找到了一个不能被怀疑的基点：怀疑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怀疑一切，但“我正在怀疑”这个思维活动是不能被怀疑的。如果有人怀疑“我正在怀疑”这个事实，那么他对这个事实的怀疑恰恰证明了他正在怀疑。进一步说，这个思维活动的进行者“我”也是不能被怀疑的——这便是笛卡儿那句脍炙人口的“我思故我在”的由来。必须注意的是，笛卡儿从“我思”推出了“我”的存在，但这个“我”除了思想没有其他内容。在笛卡儿的哲学中，“我”也可以被看作能够进行思想的心灵的指代者。这种主观主义的倾向在笛卡儿之后，还要蔓延相当长的时间。

在确定了“我”与“我思”的真实性后，笛卡儿给出了一个确定真知的标准：一切像“我思故我在”这样清楚明白的知识，都是不必被怀疑的。但实话实说，判断现实中究竟有什么知识像“我思故我在”一样清楚明白，仍然是有难度的。笛卡儿的解决办法是，先找到一个这样的知识，通过对这个知识的确定，进而确定其他知识的真实。这个知识就是“上帝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