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化生的本体：宋学中的理气论（1）

随着董仲舒把属性的含义赋予“阴阳”，阴阳就不一定要与“气”连接。再加上随着“精气”概念在汉代愈发受到重视，“气”也成为一个不需要依附其他概念、自身便能表达构成万物基质的概念。所以汉代之后，中国的哲学家更倾向于直接用“气”概念来探讨事物的生成、构成问题。不过在这些讨论中，真正有创建性的观点直到北宋才出现。这个创建性观点的提出者是张载，他对于“气”的论述使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更加纯粹与深刻的阶段。

张载生活在北宋中期，年轻时关注国事。其时恰逢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完成了内部剃发易服的国族意识建设，转向北宋发起军事行动。生活在陕西的张载意欲组织民间武装力量来对抗西夏的进犯，并特意去延州拜见了时任招讨副使的范仲淹，向其陈述了自己的想法。范仲淹是临危受命奔赴西北前线的，到了之后并没有着急起兵进攻，而是以修塞防守来消耗西夏军资，并用人不疑地招纳脱离西夏的羌族各部归附北宋。所以他没有采纳张载起兵的提案，而是建议年轻的张载以读书为要务：“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意思是，儒者可以因为研究名教而快乐，何必醉心于国家军事呢？张载听了范仲淹的话，回家潜心读书。嘉祐二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赶考，得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的科举考试的应试者中藏龙卧虎，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榜”，主考官是欧阳修，进士名单中，除张载外，还有苏轼、苏辙兄弟，曾巩、曾布兄弟，理学家程颢等人，日后他们都成为朝廷的重臣名将。

不过，从思想的创造性来看，张载绝对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的整个思想都是围绕着“气”概念展开的。在上一章中，我们知道了作为事物的本质，实体具有能“是”的性质，研究“是”的学问被称为“本体论”。张载思想的起点便是追问“气”的本体是什么，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本体”概念的身影。有鉴于此，我必须指出东西方哲学中“本体”概念的差异：中国哲学或东亚哲学中的“本体”是指“本来的样子”；西方哲学中的“本体”主要有两个含义，其中之一是之前我们讲亚里士多德时提到的“一个存在是其所是的本质”，另外一个含义要等讲到康德的认识论时才能说到，这里先留个悬念。

大略地讲，“本来的样子”与“本质”有共通之处，在某些情况下，某个事物本来的样子可能就是它的本质，这也是为什么不少学者选择用“本体论”来翻译ontology。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包括张载在内的中国古人在使用“本体”时，并不会思考“是”“实体”“属性”“主词”“谓词”这些西方哲学才有的概念群。换句话说，中国的哲学家并没有在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脉络中使用“本体”。

张载谈气的本体，不是追问气的本质，而是要说明气在形成万物之前是什么状态。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本来的样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太虚，太虚并非像氧气瓶装着氧气一样盛着气，它不是一个空间，也不是一个实物，而是气散离时的状态。当然，气不会永远处在太虚的状态，而是通过不同的形式凝结成不同的事物。气的聚散往大里说可以决定一个事物的有无，往小里说可以影响事物的存在状态，所以张载认为，气的聚散就是事物变化的外在形式。

气的聚与散被张载称为“气化”，气化是宇宙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气之所以能够气化，是因为它天生含有一种能够引发聚散运动的性质，这个性质被张载称为“神”。在有了之前的论述铺垫后，“神”就一点也不神秘了，它指的就是同时拥有两种相反力量的能力。所以，说气有“神”的性质就相当于说，气之中蕴含着两种相反力量。这两种力量不是别的，正是阴阳。张载对此说道：“无无阴阳者，以是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意思是说，万物没有不含有阴阳的，所以可知天地之间的变化就是由阴阳二端引起的。气中的阴阳二端导致了气化，气化导致了世界的变化，张载将这个世界变化的总体过程称为“道”。

这个“道”与老子思想中指代万物运行的“道”的含义基本相同，不过老子的“道”也包含万物运行所具有的秩序，张载把这种秩序性从“道”概念中独立出来，并专门用“理”这个字来形容。张载提出“理”这个概念的原意，是想说明气化并不是随机的、偶然的，而是具有内在理则的，但是他没有料到，这个“理”概念竟然会在日后一跃成为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并且“理”“气”关系也随之变成中国乃至东亚儒者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理”字的本义，与加工玉的活动相关。加工玉最重要的工作是要依照玉石原有的纹路进行作业，“理”就指代“纹理”，后来“纹理”的含义抽象化了，变为事物本身含有的条理。在宋代之前，中国的思想家虽然也会提到“理”，以表示法则和秩序，但未对这个概念进行专门的深刻的讨论，直到张载用它来描述气化的规律，“理”才正式作为一个哲学议题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中。

这个议题最先围绕以下这个问题展开：如果气的运动因为理的存在而井然有序，那么是气先存在，还是理先存在？按照张载的理论，在虚空之前，没有任何具体的或者抽象的事物存在，理不可能先于气存在；但理如果在气存在之后才出现，甚至理的存在要依附于气，那么理又如何能铁面无私地对气的运动进行归正呢？张载虽然提到了“理”，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未加论述，真正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人是南宋的朱熹。

朱熹是张载的表侄程颢、程颐兄弟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他的思想与二程的思想被后人合称为“程朱理学”。顾名思义，理学正是把上面所说的“理”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学问，它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并直接影响了古代朝鲜、古代日本和古代越南等国家的思想发展，对东亚儒学的成熟以及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朱熹以其广博的知识体系和精深的思想观念，成为后世东亚儒者学习与崇敬的对象，研究朱熹思想的“朱子学”也成为全世界学者进入中国哲学的必经之路。

二程与朱熹之所以像张载一样，也把“理”概念从“道”概念中提炼出来加以论述，是因为其时“道”除了像“理”一样表达万物运行规律外，还有“儒家精神传统”，即“道统”的含义。另外，“道”所指涉的运行规律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而“理”亦可指代某个具体事物的内在规律。“理”概念在宋代被重视的事实，从侧面说明了当时人对规律的考察进入了更加细致的阶段。正是这个原因，即使“理”概念在先秦时已然存在，程朱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理”的哲学性的挖掘者和发现者，程颢就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虽然是对“理”概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发起者，但真正把这个研究推向高潮的是朱熹。对于上述理与气孰先孰后的问题，朱熹明确回答说：“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朱熹在这里的意思是，正常情况下，理与气同时存在，但一定要在理论上推出个先后关系，也就只能承认，理是先于气存在的。

如果认为理是先在的，张载关于太虚的说法显然就不成立了，所以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另外构建了一套理论体系，即理学；张载的学问则被称为气学，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和后来的王守仁又创立了心学，三者构成了宋元明三代的学术主体。在理学的体系中，“理”概念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上的优先性。朱熹曾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