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变化的认识系统：八卦（2）

既然谈到八卦的象征功能，自然就要涉及其背后的连接原理。古人认为，每一卦都有一个最核心的性质，这个性质叫“卦德”。由卦德出发，可以在不同领域找到相对应的事物。比如，乾卦的卦德是“健”，在诸多动物中最能代表“健”的是马，在身体部位中最能代表“健”的是头，这样就构建了卦与象的连接。如果再去追问每一卦的卦德是如何确定的，就得追溯八卦所代表的原始对象。也就是说，八卦在被创立之初就有着明确的象征含义。在这个象征含义中，人们分析出了某种核心性质，将其作为卦德，再由卦德推演出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卦象。仍以乾卦为例，它的原始代表对象是天，从天中，先人分析出了“健”这个性质，于是乾卦的其他卦象也都以“健”作为中心含义。八卦的原始含义，都是自然界中的事物或现象，这也是人类在发展认知能力的过程中最早接触到的对象。

五行的原始含义也是五种自然物质，而且和八卦一样，五行也凭借这五种物质与其他领域的事物建立了对应关系。不过和五行相比，八卦首先在数量上就占有优势，所以后者对某一领域的事物就划分得更加细致。然而最本质的差异在于，五行通过象征所表达的是事物的生克关系，八卦通过象征所表达的则是事物的变化，后者远比前者复杂。古人通过八卦了解事物的变化，目的是对事物发展的吉凶做出判断。可以说，八卦诞生于卜筮。

用来卜筮的八卦有什么哲学意义？谈这个问题，必须说到《易传》。现在我们读的《周易》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原始《易经》，二是《易传》。“经”与“传”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对著作文本等级的评价方式，前者是指重要的经典文本，后者是指对经典文本进行解读的次级文本。汉武帝时期，官方认为能够称得上经的，只有五本书：《易经》《尚书》《诗经》《礼经》《春秋》。东汉时，加上了《论语》和《孝经》，成为七经。后来标准放松，解释经典的次级文本也成为后人研究的经典，所以在《礼经》也就是《仪礼》之外，又加入了《周礼》和《礼记》，《春秋》附上传文，成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三传，再加上《尔雅》，唐朝时便形成了十二经。宋朝的时候又加上了《孟子》，形成十三经。研究这十三经的学问，称为“经学”，这是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实际上，后来多出的经典，都是围绕最初始的五经展开的，所以在中国读书人的心中，五经是最重要的五本书，科举考试的内容也都和五经相关。南宋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不管是五经还是十三经，《易经》总是无可争议地排在第一位，这让它有了“群经之首”的美誉。《周易》本来仅有记录卜筮的卦辞和爻辞，但经学上所说的《周易》还包括《易传》的内容。《易传》分为十篇，从目前学者的考证结果来看，成书时间各自不同，早至西周初期与《易经》同时，晚至战国。

在《易传》中，我们能找到不少和西方哲学相关联的影子。比如上文介绍过的，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这个词的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就出自《易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形”代表物质性。从物质性推上去，就会超越经验世界进入道的领域；从物质性推下来，就会进入经验世界，也就是器物的领域。这样来看，《易传》已经对哲学的双重世界做出了初步的区分。不仅如此，《易传》也对超越经验世界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做了说明：“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易传》拉开了人们用哲理解释《易经》的序幕，从此中国的思想家不断用新的概念和理论从不同的角度阐发《易经》。与之相对的是，另有一群研究者继续从卜筮方法或八卦本身与数字的关联入手，对《易经》进行讨论，这二者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易经》研究的两大阵营：义理派与象术派。当然，研究《易经》义理的人并非完全不懂象术，研究《易经》象术的人也并非彻底不关心义理。

在本章中，我们接触了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早期的两个概念——“五行”与“八卦”。虽然二者在表面上与古希腊本原论中的某些内容有相似之处，但通过上文我们能知道，五行与八卦的出现与其说是为了回答“万物从何而来”，不如说是为了解决“万物由何代表”。前者涉及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成问题，需要解释超越经验世界的本原通过怎样的方式构成了世界；后者涉及的是为万物分类后的对应问题，需要确立一个有效的符号系统，可以简洁地概括万物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比较而言，在哲学的最初阶段，中西方哲学家都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一个抽象的阿基米德点来认识事物，但二者的问题意识却不尽相同。坦白地讲，在作为符号系统的五行与八卦中，我们找不到更多的类似西方哲学在源头上的那种品质。阴阳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是《易传》对阴阳的讨论仍然显得十分单薄，仅从《易传》的文本出发，还不足以证明阴阳的哲学性。所以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会跳出《易传》，从更多的角度看看阴阳概念本身具备一种怎样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