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抵牾到受容：中国接受西方哲学的五个阶段（2）

从这些主张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使用“哲学”来指涉传统，究竟是为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削足适履的刑罚，使其成为丧失独立行走能力的跛子，还是为中国古代思想找到了一双大小合适的水晶鞋，使其焕发出本有的光彩。这就需要我们提前搞清楚，中国古代思想究竟是中国独有的知识，还是各国互通的哲学分支的普遍知识。

关于中国学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考，并非2000年后才有，这个疑惑从中国学人有意识地建构本土的哲学史开始就已然存在了。京师大学堂哲学门正式成立后，关于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的建设也被提上了日程，学者们最先需要完成的工作是，梳理出一部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史”。于是几年之后的1916年，中国本土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诞生了，它的作者是谢无量。书中在谈到“哲学”时，他说：“哲学之名，旧籍所无，盖西土之成名，东邦之译语，而近日承学之士所沿用者也。虽然，道一而已。”不过谢无量并未对建立中国哲学史的思路和方法做出说明，这部著作也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

真正被视为奠定中国哲学史基础的划时代著作，是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这部书中，胡适直接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不仅如此，他还指出构建中国哲学史有三个任务：整理思想变化的线索、弄清思想变化的原因、对各种思想的影响作出评价。另外，对中国哲学史的材料如何划分、如何审定、如何整理，胡适也作出了说明。所以，从他的这部哲学史问世起，中国哲学有了一个实际的系统的研究对象。但遗憾的是，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写到了先秦，没有涉及两汉至明清的哲学思想。

真正将中国哲学的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的树立推向高潮、全面完整地以哲学视野对中国思想进行整理的著作，是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在书中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从这个叙述来看，冯友兰完全不避讳那种以西释中的思路，而胡适曾经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为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

就在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纷纷表达出对西方哲学学术理念的肯认时，阅读这种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却表现出更加谨慎的态度。金岳霖在点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便提出中国哲学史有两种写作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

这便是上述提到的关于中国学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考：前一种态度是把中国思想特殊化，虽然仍称之为“哲学”，但是可以与西方哲学全然无关；后一种态度是把中国思想普遍化，认为中国思想是和西方哲学相通的哲学的一种。虽然金岳霖明确指出，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在第二种态度上写作中国哲学史的，但他并没有对这个倾向明确表达出同意与否的立场。

与金岳霖的模糊立场相比，傅斯年则在《战国子家叙论》这篇文章中表达出对这种态度的强烈反对：“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不相干者如彼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

傅斯年去世后被安葬在台湾大学正门旁的傅园中。当年在台湾大学求学时，我曾听前辈讲，传说如果晚上在傅园散步，可能会“遇到”傅校长。如果当时真的碰到了，我很想听听傅斯年对于如今哲学发展的意见。台湾大学另外一个和傅斯年有关的故事是“傅钟”，每当下课时它就会奏响二十一声。这是因为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可以过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要用来沉思，不知抵制“中国哲学”是不是他这三小时沉思的结果。

不管怎么说，傅斯年尖锐地指出了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问题，不过从他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反对“中国哲学”这个称呼的这些学者身上所具有的共同品质，那就是对民族国家立场的强调。直到当今的“中国哲学合法性”之争，这个强调的余味仍然存在。这是因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出现与流传，恰恰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社会的剧烈转型。

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哲学从西方来到东方，正赶上旧有政治秩序被打破的东亚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开眼看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上的保守与开放必然会反映在学术的发展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段中国哲学史的开端，亦是中国近代旧貌换新颜的新历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