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抵牾到受容：中国接受西方哲学的五个阶段（1）

从传教士来到中土到中国人留学西洋，哲学在经过几百年的颠沛后终于在东方获得了自己的名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回眸，我们可以发现“哲学”这个名字的确立过程就是中国人对哲学的认识过程。尽管这个认识到现在也没有结束，但我们早已习惯了西方哲学这个外来者在我们精神生活中的存在。

与这种习惯相比，中国人最初认识到西方哲学并非中华所曾有时，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抵牾的。抵牾的一头是把西方哲学视作应该谨慎对待甚至抵抗的异端，另一头是把西方哲学视作可以融合与转化的、与本国思想相契合的知己。于是，在西方哲学成为“哲学”之后，中国知识界围绕着是否应该接纳西方哲学而展开了讨论。

作为拒绝西方哲学的代表，晚清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在给光绪皇帝上呈的奏折中谈到了大清国兴办教育的要旨，其中有一条便是“不可讲泰西哲学”，其原因有三：其一，中国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儒者不求实用的空谈，而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都与战国时代的名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相近，是不切实的理论；其二，西方哲学的很多内容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已经存在，作为中国人不应舍弃几千年的学术传统去效仿西方；其三，其时世风浮躁，知识分子对学问不加深究便随意利用它发表言论，引入西方哲学容易成为蛊惑人心的谈资。从这些观点来看，张之洞排斥西方哲学更多地出于对传统学术和现实秩序的维护。

不过，这种考量很快就遭到了著名学者王国维的反对。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王国维批判了这种从政治角度反对西方哲学的做法：“今则大学分科，不列哲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曲糵。”他认为，对学术的关注应该把焦点放在道理的真假上，不应该从国家、人种、宗教等外在层面决定某种思想的去留。为了改正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负面态度，王国维先后写了很多文章分析哲学对国人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很多学问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如先秦诸子学和宋明理学，用“哲学”这个称呼重新叙述这些内容会使中国的思想更加系统化。王国维的这个观点受到了之后学界的广泛认可。随着前文提到的京师大学堂哲学门的成立，这场论辩也就自然分出了胜负。

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与王国维虽然处于相反的立场，但是对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的关系却给出了相似的回答，即承认二者之间存在关联。只不过，前者希望以此关联说明传统之博大，后者希望以此关联强调西学之价值。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正如你我所知，历史站在了接纳西方哲学的阵营。如今在公共领域谈到“哲学”，大家早已没了当初的那种排异心理，普通人听到“中国哲学”似乎也知道讲的是孔孟老庄那些内容。这种平和的心态与中国人经历了近代化的阵痛之后逐步恢复起来的自信息息相关，当国家的大厦足够巍峨，很多外来事物就会变成我们的砖瓦，就好像英语、计算机的普及——西方哲学亦是如此。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自信起源于王国维那种对传统学问无法走出去而在家中坐以待毙的忧患之中。当这个忧患不再存在时，我们才有机会去反思当初的某些判断是否恰当。其中被反思最多的就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关联。也就是说，随着对西方哲学深入的了解，我们开始重新思考，究竟是否可以用“哲学”来称谓我们传统学术中的内容。这个问题便是在21世纪伊始提出的、学界至今还在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2001年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访问中国，有中国教授请他谈谈中国哲学，德里达回答说，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这个表述立刻在中国发酵，大家直接跳过了对德里达的意思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直接借此机会表达了一个似乎被压抑了很久的疑问：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热烈讨论，并当选为2003年的十大理论热点问题之一。

在这场持续至今的讨论中，反对者认为，由于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预设都来自国外，“中国哲学”就成了依照西方哲学标准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的裁剪与拼贴，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这个观点相反，赞同者认为，西方哲学在形式上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思想研究方法，用这个方法来整理与梳理我们自己的思想资源并没有问题。虽然不是西方哲学的所有内容都能在中国思想中找到对应部分，但是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可以比较研究的共通性理论。对这些共通的理论，我们可以用“哲学”来指代；对那些不能共通的理论，我们仍然可以用“中国哲学”来建构自己的独特性。在这个求同存异的目标下，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