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哲学”：西周与日本的“东洋哲学”（2）

梁启超在日本时接触了日本思想界所谓的“哲学”，并创办报纸专门介绍西方的哲学观念，还开设了《支那哲学》专栏，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固有的思想，于是“哲学”一词通过大众媒介被广泛传播。同时，中国学界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冠以“哲学”之名的学术著作，比如蔡元培的《哲学总论》、王国维的《哲学辨惑》等。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并办置“哲学门”，下设“中国哲学”学科。从此，哲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正式进入中国的大学教育体系。

中国哲学系的成立比日本晚了三十五年，“中国哲学”科目的确立也比日本晚了三十年，这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个新领域的探究与人才培养在起点上就落后于日本，这个时间上的差距或多或少地转变为学术能力上的差距。不过这个差距很快就随着胡适、冯友兰、牟宗三等一批可以称作“中国哲学家”的学者的努力缩小到了令人乐观的程度。

在中国经日本影响接受了“哲学”这个翻译词汇的同时，当时夹在两国之间的朝鲜王朝也开始接受哲学。1876年签订《江华条约》后，朝鲜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型。随着外来思想的传入，朝鲜也开始逐渐接触西方哲学的诸多观念。

据学界目前的考证来看，“哲学”这个称呼在朝鲜半岛第一次登场，可以追溯到李定稷大约在1903年至1910年写成的介绍康德哲学思想的《康氏哲学说大略》，以及李寅梓大约在1912年至1915年写成的介绍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古希腊哲学考辨》。就在这些学者著书引入“哲学”称呼的同一时期，朝鲜为了实现教育上的启蒙，也开始成立各种专门学校，其中便有梨花女子大学的前身梨花学堂、高丽大学的前身普成专门学校，和延世大学的前身延禧专门学校。这些专门学校中只有延禧专门学校开设文科，且在1921年开设了名为“哲学概论”的课程。1925年，京城帝国大学公布通则及学部章程，规定法文学部开设包括哲学在内的五个学科，并在哲学学科内设置了“支那哲学”等课程。京城帝国大学便是首尔大学的前身。首尔大学把自己的起点定在日治结束后的1946年；同年，首尔大学哲学系也随之成立。

从上述历史来看，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对“哲学”译名的使用与整个东亚世界的近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其中，日本作为最早面向西方敞开国门的国家，对东亚地区“哲学”概念的传播、哲学学科的设置与哲学学术的研究起到了不小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伴随着侵略或殖民的灾难。不过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过分夸大日本为东亚学界引入“哲学”名称的作用，因为在日本翻译的“哲学”出现之前，中国和朝鲜王朝并非完全没有接触过西方哲学思想。

即便从最保守的角度看，中国在明朝的时候也已经有了西学东渐的浪潮。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马泰奥·里奇登上了澳门的海岸，看见了一个与自己生活的世界迥然不同的新天地。其时，生活在这片天地中的人们还不知耶稣为何方神圣。为了能捕捉到他们的心灵，马泰奥·里奇脱下洋装，换上了僧人的袈裟，借着当地人对佛教的认识，小心翼翼地传播着上帝的福音——尽管大多数人确实认为这只是佛教的某个奇怪教派而已。

在接下来将近三十年的中国生活中，马泰奥·里奇努力学习汉语，把天主教的教义和西方诸多思想用中国人看得懂的文字写成书出版，其中便包括亚里士多德十范畴学说和托马斯·阿奎纳的上帝证明学说。不过马泰奥·里奇把这些哲学概念全都换成了中国古典学术的名词，这就使得中国人始终搞不清楚他所宣讲的内容到底和华夏自古以来的学问有何不同。就好像大家不叫他的本名而只唤他的汉文名，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彼时之国人尚没有意识到，这些熟悉的词语之下隐藏着另外一个文明。

真正把“哲学”这个概念用中国人不熟悉的方式翻译过来的，是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他在《西学凡》著作中介绍了欧洲大学的学科设置。在说明“哲学”一科时，他用了“理科”与“斐禄所费亚”两个词语。“理科”这个词是以西方哲学对中国思想进行比附的产物，就好像前文所言，日本在最开始时称“哲学”为“理学”。这个“理学”即是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中国思想家在宋代创构、在明代得到发展的新儒学，今人一般称之为“宋明理学”。“斐禄所费亚”这个词则完全是对“philosophy”的音译，这个翻译本身不具有任何含义，但也因此保留了指涉对象的陌生感与域外感。

艾儒略的这两种翻译也成为之后中国思想界处理“哲学”概念的两种思路。其一，使用中国已有的观念去理解西方哲学。在这种理解下，除被广泛使用的“理学”外，哲学尚有“格物穷理之学”“性学”“爱知学”等译名。这些概念都是儒家思想中用以探究事物的道理或性质的词汇，传教士们用这些概念进行翻译的结果就是把西方哲学融入中国的传统学术中。但必须看到，传教士对西方哲学的介绍是有限的，很多内容都是为了解释天主教教义才被引入，所以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的融合是一种刻意且片面的活动。其二，使用音译的词汇去表音。除了“斐禄所费亚”，还有“斐录琐费亚”“斐罗所费亚”等。朝鲜王朝在传入“哲学”概念的初期亦有这种音译翻译，并用汉语词汇“费禄苏非亚”“飞龙小飞阿”等表示。

在西周翻译的“哲学”一词出现并被东亚的大学教育体系普遍采用之后，以上诸多译名便渐渐无人使用了。但是这段眼花缭乱的“命名记”却可以为我们提供另一个认识的角度，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最早接触的西方哲学是被异化了的西方哲学。这里的“异化”是说，尽管有表音的翻译方式，但当明清两朝的知识分子真正需要了解西方哲学时，仍然只能借助传教士那种张冠李戴的强行建立文化通约的翻译。而这些翻译中的西方哲学思想都被换上了中国式的外衣，彼时的中国学人也自然是用中国式的解读来吸收这些舶来的理论。很难说在这样的吸收下可以产生多少新知，因为传教士努力的目标是让中国人将西学顺利消化，但这个努力的负面影响就是中国人并没有品尝到儒释道三学之外的味道。

直到清朝知识分子亲自在域外接触到了西学，西方哲学才开始在中国文化中被反刍。这次，中国人终于发觉，这个带有“西”字的西方哲学确实和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知识大相径庭。随着“哲学”这个译名的确立，西方哲学思想终于被恢复了外来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