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 儒家理想：人性中的善恶与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2）

皇帝是通过战争来获得权力的，而战争的主要原则跟儒家思想无关。儒家学者无法掌握军权，他们能掌握的主要是两个：一是文化教育的权力，这个权力无论是军人还是太监都没法跟文官集团竞争；二是行政信息渠道，文官掌握着行政系统，深入州、县、乡，基层官员更是每天都跟老百姓打交道。反之，军事系统和太监系统都无法深入帝国的社会基层组织。帝国的社会状况到底怎么样，文官集团最了解，皇帝想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只能依赖他们。

利用文化教育的权力，文官集团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来记录和解释历史。皇帝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严格按照儒家史观进行的，教学者也是儒家学者，他们反复告诉皇帝：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只要勤政爱民、轻徭薄赋、反躬自省、从谏如流、重用贤臣，就能治理好国家。反之，就治理不好国家。此外，武将干政和太监干政更是祸国之源，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一定灭亡。

于是，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有一些就真的被教育得对仁义道德的感化能力深信不疑，而对“人性中的恶”的重视程度或者理解程度严重不足。他们不了解官僚集团的贪污腐败和豪强地主的横行霸道会给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困难，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根本无法感化，只能用严刑峻法来处置，也无法想象为什么有很多官员明明一开始既正直又老实，到了实际工作中很快就变得又贪又奸。

皇帝也完全想不到，自己身边那些学识渊博、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贤臣们会为了个人的私利或者某个小集团的私利而欺骗自己，嘴上说一套背后干一套。

宋仁宗和明孝宗就是其中的典型。

主动放弃了对官僚集团的监督，严刑峻法就不再具有威慑力，皇帝就变成一个可以随便糊弄的冤大头，一个高高在上的傻瓜。

这个时候，文官集团就会利用他们掌握的第二种优势——行政系统的信息渠道，尽可能地控制皇帝，向皇帝隐瞒各种对他们不利的事实，让皇帝只知道文官集团想让他知道的事情。文官精英对皇帝的脾气、想法、思路摸得一清二楚，可以保证皇帝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一定会同意他们的结论，作出对文官集团有利的决策。

当然，作为回报，这类皇帝在文官书写的历史上就会被描写为旷世贤君，以便以后的皇帝继续模仿和学习。

与此同时，不用被监督、也不用害怕严刑峻法的文官集团，会不可避免地加速腐化堕落。

我们先假设，官僚集团中的所有人都是清廉正直的。可总有人意志比较薄弱，虽然在99的情况下都能坚持原则，但是有1的情况，比如涉及老婆孩子的问题，就会放宽标准。那么只要这个口子一开，后面通过他老婆孩子来求情的、送礼的人就滚滚而来，剩下的99慢慢便也守不住了。这个人就算是被“腐蚀”了。这是第一步。

一个人被腐蚀以后，如果不受到惩罚，就会有别的官员受到鼓励——这家伙收那么多钱都没事，我也可以干。腐败的人数就多了起来。这是第二步。

然后，这些贪腐的官员就会团结起来，想办法把还在坚持原则的官员搞掉，换成跟自己一样贪婪的人，这样才有安全感，才好办事。这就是第三步。

通过这三个步骤，最初1的“人性之恶”，就能毁掉一大片“人性之善”，让整个官僚集团变得腐败堕落。

在“郡县制”制度下，官僚集团是控制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阶层，一个腐败的官僚集团，可以把任何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措施变成掠夺人民血汗的方法。在官僚体系整体腐败的情况下，任何改革、变法都是无效的。

比如，某地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皇帝决定减免该地区一年的赋税。但官僚集团可能照收不误，只不过不上缴财政，而是落入自己的腰包。这种事情在朱元璋处置“郭桓案”的时候就发生过：朱元璋减免江南钱粮，郭桓等人照收不误，然后私分。

此后，整个明朝再也没有爆发过这方面的贪污案。那么，是没有官员再这么干了呢，还是没有被发现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

这种案子后来在清朝乾隆的时候又发生过一次。

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不断向中央报告甘肃闹旱灾、民不聊生，请求中央赈灾。中央不仅减免了甘肃的税负，还每年都拨付上百万两白银给甘肃买粮食。

这些钱粮被以王亶望为首的各级甘肃地方官员贪污。比如，兰州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虚开赈灾银子6万余两，给王亶望送了1.8万两，给兰州知府蒋全迪送了8000两，给陕甘总督勒尔谨买了6000两的礼物，剩下的就自己贪污了。

王亶望在甘肃“赈灾”3年，被认为有功，被提拔为浙江巡抚。继任的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如法炮制，继续不断地上报灾情，贪污赈灾钱粮。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发生起义，朝廷派大军前往镇压。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亲自领兵前往，进入甘肃境内以后，不停地汇报说阴雨连绵，大军行动缓慢。

乾隆皇帝看到奏章以后，发现不对头：甘肃不是年年报旱灾吗？怎么军队一开过去就天天下雨？

皇帝于是撤换了陕甘总督，让新总督配合大学士阿桂彻查此事。这才发现，整个甘肃官僚系统，从县官到知府到布政使，全都联合起来贪污赈灾钱粮，彼此配合，今年这几个县报灾，明年那几个县报灾。

乾隆本来下令，贪污1000两以上的官员全部斩首，但是后来报告上来贪污1000两以上的官员实在太多，有数百人，基本上把甘肃县级以上的官员一网打尽了。没办法，乾隆只好把标准提高20倍，将贪污2万两以上的官员处死。最后处死了56名官员。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均被处死。

由此也可以推测，朱元璋在“郭桓案”中杀了1.5万人，主要原因应该是他的死刑标准太苛刻了，贪污80贯或者60两银子就要判处死刑，而不是这些被杀的人没有贪污，被冤枉了。

从“王亶望案”可以看得出来，在古代信息条件下，官僚集团要想忽悠皇帝是多么容易。甘肃那么大一个省，明明经常下雨，甘肃人民都知道。地方官偏偏说闹旱灾，皇帝竟然毫无察觉，每年上百万两的银子就这么白花了出去。官员们贪完了还要给皇帝报功，皇帝还要给他们奖励、升官。如果不是他们实在太贪婪，贪得丧失了理智，连续七八年，年年报旱灾，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发现。

“王亶望案”是被发现了的冒赈案，那么中国历史上，史书中所记载的那么多赈灾活动，类似的冒赈案却没有被发现的又有多少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历史书，歌颂某个皇帝对人民很仁慈，总是不断地减免钱粮、组织赈灾。我们就要问：这些“仁政”真的能落到老百姓头上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官僚系统是否清廉、监察系统能否独立有效地运转。

像朱元璋和朱棣那样，对官员很“残暴”，还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来盯着官员干活，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估计，他们的大部分赈灾钱粮应该是能够落到老百姓头上的。

反之，在史书上被歌颂为“贤君圣主”的仁慈皇帝，像明孝宗和宋仁宗这种，虽然史书上大量记载了他们减免钱粮、组织赈灾、兴修水利的“德政”，但是下面的官僚根本不怕干了坏事被皇帝知道，即使皇帝知道了也不用担心受到多大的处罚，那么，这些“德政”很有可能就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好处，好处大部分都被官僚系统拿走了。

政治活动必须遏制“人性中的恶”对善行带来的破坏。如果人性中只有善的一面，那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治理必须重视“惩恶”。政府只要把社会上的恶行镇压下去，那么社会上的善行自然就会发扬光大；最高领导者只要把官僚集团内部的贪污腐败之徒加以严惩，那么在官僚集团内部，清正和廉洁自然就会大行其道。因为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善的一面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只要没有恶去破坏它，它自然就会蓬勃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