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 叶淇变法：政商结盟与“开中法”的废弃

弘治时期边防溃败，除了缺乏优秀的军事将领，“开中法”的废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开中法”，就是“用民间粮食换官方食盐的制度”。

盐在古代是官方控制的，民间不允许制造和销售食盐，贩卖私盐是重罪，要杀头的。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有人建议说，边境需要军粮，但是从内地运粮非常麻烦，建议让民间帮忙运输粮食，运一石粮食到大同，就给他发一引盐的领取凭证，也就是“盐引”。然后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凭证到沿海的官方盐场去领盐，领到之后再销售获利，弥补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

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办法，并且立为制度，这就是“开中法”。

这个制度很有意思，有点像现代流行的“PPP”，属于“公共事务外包与特许经营权捆绑”的一种制度安排：运输军粮是典型的政府公共事务，而食盐专营的权利则是只有政府才能授予的权利，把二者捆绑起来，解决边关粮食问题，理念非常先进而且实用。

“开中法”的好处是中央政府不用直接去组织粮食运输，哪个地方需要军粮了，就申请“开中”，就让民间商人给运过去，谁想赚这个钱谁就去。这样做比较方便快捷。这个事儿如果政府来做，就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转运体系，养起来一大批人，非常费力，也容易产生腐败。

“开中法”与军屯制度一起，成为明朝边镇军粮安全最重要的两大制度保障。

民间商人对于参与“开中”颇为积极，不仅组织运粮，还有很多盐商干脆雇人在边境地区开垦土地，在当地种粮然后卖给军方，获得盐引，被称为“商屯”。这就省却了长途运输之苦。边境地区人口比较稀少，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大大巩固了国防。

但这个制度跟所有其他制度一样，随着整个国家统治集团的腐朽，问题越来越多。

比较典型的，就是很多盐商把粮食交给军方，拿到盐引以后，长期领不到盐。这就像现在的“打白条”，钱是应该给你，但是暂时没有，就先欠着。

有很多专门生产盐的“盐户”，这些人跟“军户”一样，世代以熬盐为业，国家发给他们固定的海滩用于熬盐，然后规定每年要熬多少盐，按照固定的价格卖给政府。由于国有盐场腐败严重，盐户的海滩等生产资料被权贵兼并侵占；或者政府收购盐的钱被中间大量克扣等，导致大量“盐户”生活困苦甚至逃亡。盐产量因此受到影响，不能按期供应食盐。所以，你拿着盐引也没有用，只能等。

另外，很多权贵通过特殊渠道，不走“开中”就能“搞到”盐引，拿着这些盐引去盐场直接领盐。这些盐就被权贵领走了，真正辛苦卖粮运粮的商人却长期拿不到盐。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商人对“开中”的兴趣就越来越淡了。弘治四年，因为“小王子”入侵，边关需要更多的粮食，中央特批了一定额度的“开中”来给军队发粮，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粮食运过来卖给军队。这反映出“开中法”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亟须改革。

“开中法”一直是户部管着的，改革措施也交由户部研究。这时的户部尚书叫叶淇，趁机提出了一个改革建议：改“运粮开中”为“纳银开中”，也就是商人不用运粮食到边关了，改为直接交银子到户部，户部收到银子以后直接给商人盐引，然后再用这些银子来向边关运粮。这样商人参与的积极性就能大大提高。

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并很快付诸实行。表面上看起来效果很好：商人们很开心，马上就交了很多银子到户部，领走了盐引。一年之内，户部管理的国库收入增加了100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粮食，真正的银子才200万两。国库收入这一下就增加了100万两，可以说是暴增。

但这个改革似乎有个问题：改革“开中法”不是为了解决边关粮食紧缺的问题吗？怎么改来改去变成了户部发大财，商人很高兴，那边关的粮食问题怎么解决呢？

答案是，边关的粮食问题就没人管了。银子交到户部以后，户部也不可能辛苦费力地去组织粮食运输，就干脆把这笔银子直接发给军队，让他们自己去买。

发粮食和发银子，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以前是直接把粮食运到前线，环节很少。现在从户部发银子到前线，平白无故多了好几个层级。“过手三分肥”是古时官场的基本规律，而且克扣银子比克扣粮食方便得多。银子到了前线，还要军队自己去组织粮食采购，采购过程中又是层层回扣。最后真正能到士兵肚子里的粮食就大大减少了。

不仅如此，既然可以“纳银开中”，那么辛苦费力地在边关屯田就没有意义了。商人们撤回了在边关种地的雇工，边境地区人口迅速减少。这直接导致了边境经济萧条、粮食储备下降、粮价飞涨。户部多收的那100万两银子，除了贪污克扣以外，还有很大程度上被边关地区粮食价格上涨给抵消了。

正如《明史·志第五十三·食货一》所言：叶淇变法，“开中法”遭到破坏。两淮地区的商人从边关撤走，西北地区的盐商也干脆搬家到两淮。边关经济萧条，一石米的价格高达5两银子，粮食储备也因此匮乏。

其实，要解决商人不愿意参与“开中”的困境，方法很容易想出来：可以改变粮和盐引的兑换比例，比如以前运一石米到大同可以换一引盐，那么以后可以换1.5引盐，不就有人运了？！或者是打击盐场腐败，对不能如期交盐的盐场官员进行处罚；还可以禁止权贵从特殊渠道搞到盐引等。这些做法才是“对症下药”。

这些措施，叶淇都不提，偏偏提了一个只对商人有利而对边境粮食保障不利的改革建议，这是为什么？

因为废弃“开中法”带来了严重问题，言官们开始弹劾叶淇，揭露出他的很多背景：叶淇，江苏淮安人。淮安正是中国最重要的食盐产地，盐商云集。其中著名的徽州商人集团就靠近这里，有很多徽商在两淮做盐业生意。叶淇家族与徽商多有通婚关系，徽州盐商大部分都跟叶淇关系很好。

《续文献通考》中《盐铁》一节中记载：“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

两淮地区靠近食盐产地，但是远离边境。在“运粮开中”的制度设计下，徽商要运粮去边境或者到边境屯田，成本都很高。而中国另外一大商人集团——晋商，也就是山西商人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同、太原就在山西，距离另外几大边镇也很近，从山西运粮到边关成本很低。所以，靠近两淮的徽商反而搞不到食盐，而天下盐引大部分都归于晋商。

于是，徽商就利用和叶淇的姻亲关系，不断游说，请求废除“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这样，只要把钱交给户部的运司，拿到盐引，剩下的就是领盐和卖盐了。而在这方面，靠近盐产地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徽商就比晋商更有优势。

变法之后，徽商实力大增，迅速超过晋商成为盐商的主力。与徽商广泛结为姻亲的叶淇家族自然也是愈加兴旺发达。

从叶淇变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个“政商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明史》记载，叶淇是一个清官。我们姑且相信这个结论。但是，叶淇本人有没有收受盐商的贿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徽商通过各种渠道对叶淇施加影响，最终改变了政府决策。这个决策有利于集团利益而不利于国家利益。代表国家利益的皇帝朱祐樘对此全无察觉，至于因此受到损失的前线士兵则完全没有发表意见的渠道。

“开中法”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边防困境，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变成了徽商从晋商手中夺取利益的手段。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

很多政策从好的出发点开始讨论，最后却讨论出来一个跟初衷背道而驰的政策，看起来很荒唐，但其实这就是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