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朱见深的儿子朱祐樘继位，改年号为弘治。

第二年，也就是1488年，为弘治元年。

跟《明史》里面朱见深软弱昏庸的形象相反，朱祐樘在历史上博了一个好名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也就是说，明朝历史上16个皇帝，除了朱元璋和朱棣这2位创业君主外，可以称为好皇帝的，也就是“仁宣之治”的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然后，就是孝宗朱祐樘了。

但是，就好像《明史》过度贬低了朱见深一样，这个评价也过度拔高了朱祐樘，有失公允。

朱祐樘跟朱见深一样，是一个严格按照帝国储君培养制度训练出来的皇帝。他5岁被立为皇太子，17岁登基，接受了12年的储君教育。培训的时间长度和登基的年龄都跟朱见深一样。唯一差的就是朱见深当废太子的那4年经历。

事实证明，挫折教育还是很重要的。4年的磨难，让朱见深对人性的阴暗面有切身的体会。朱见深虽然推崇孔孟之道，立志做一个儒家贤君，但政治手腕是很厉害的，为了达到目的随时翻脸不认人。对手下的大臣恩威并施，既敢于放手让他们去干，又晓得用太监去盯着他们。

少了4年挫折教育的朱祐樘就有点偏理想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帝国就应该是儒家思想描绘的世界，圣君贤相就能治理好一切。

刚一上台，朱祐樘就效法当年的朱见深，把他父亲晚年留下的弊政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首先是把那帮国师、法王给赶走了，并处死了最受宠的和尚继晓；然后，把梁芳下狱，把李孜省流放，将万安罢官，先后驱逐了1000多个名声不好的大小官僚。

这些事儿都做完之后，朱祐樘又起用了一批史书上所称的“正人”，也就是公认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来治理国家，包括刘健、王恕、谢迁、徐簿、刘大夏、李东阳，等等。

皇帝特别勤政，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还增加了午朝，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探讨治国方略，努力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不独断专行。他也从来不用“廷杖”来处罚臣下。他每天批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让太监代劳。他勤俭节约，不修宫室，不近女色，专宠张皇后一人，等等。

总之，朱祐樘在竭尽全力做一个儒家学者向他描述的那种理想君主：仁慈、勤政、品德高尚、从谏如流……

他这么累死累活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到底取得了些什么成绩呢？

弘治十七年，也是朱祐樘去世之前一年，首辅李东阳被派遣到山东曲阜祭孔，在路上作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严重，回来以后写了一份奏章说：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黄肌瘦。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10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负的大头，一年三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朱祐樘读了奏章之后大为震惊。

他想起来一件事：之前多次想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刘大夏称病推辞。

当时，刘大夏年近70，被重用多年，中央地方都干过，阅历十分丰富。后来皇帝下了死命令，刘大夏才勉强接受。

朱祐樘问刘大夏：“朕好几次任用你当兵部尚书，你都以病推托。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大夏回答得也很直接，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

读了李东阳的奏章，朱祐樘想起了刘大夏的这段话，连忙召见，想问个究竟。

朱祐樘问：“上次你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并没有做到征敛有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朱祐樘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朱祐樘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军队又怎么会不穷呢？”

朱祐樘听了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17年的皇帝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按照儒家理想，皇帝自己都很节约，下面就不会有贪官。问题在于，儒家的理论大家嘴上都在说，实际上却未必照办。而皇上对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社会实际运行机制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只能说，朱祐樘这17年皇帝几乎白当了。

刘大夏和李东阳都被史书称为“贤臣”。贤臣的标准之一就是敢跟皇帝说实话。这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治理国家不能说完实话就完了，关键还要抓落实。而这一点，儒家的观点就是：皇帝做好表率，忠孝仁义礼智信，下面就必然是“世风日正”，父慈子孝官清将勇。皇帝的旨意符合天道、顺应民心，官员当然会努力执行，天下必然大治。

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皇帝和大臣们在朝堂上一本正经地研究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从谏如流。然后大家说：皇上圣明。

散会以后，形成决策布置下去。下面很快就报告上来：中央的政策既正确又及时，我们坚决执行，以前的弊病得到了充分纠正，民心大悦，形势一片大好。

而实际上，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收钱摆平人命官司的继续收钱，打死人抢占民田的继续开打。一切事情，都在官僚集团内部按照潜规则继续运转。只有皇帝自己天天在皇宫省吃俭用、拼命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