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烽烟四起：成化初年的国家乱局（1）

朱祁钰的儿子早夭，因此无法解决继承人问题。1457年，“北京保卫战”之后第8年，朱祁钰生了重病，长期卧床不起。几个政治投机分子趁机发动政变，重新拥立朱祁镇当皇帝，史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继续当了7年皇帝以后死去，庙号明英宗。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就是明宪宗，年号成化，是大明第8位皇帝。明朝总共16个皇帝，朱见深和他的儿子明孝宗朱祐樘位于正中间。

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要以朱见深和朱祐樘在位的40多年作为一个样本，细致地观察帝国的具体运作方式，包括军事镇压、内部治理、对外战争以及皇帝、宦官、文官集团之间的博弈和斗争关系等。

在父亲朱祁镇回来成为太上皇之后的1452年，5岁的朱见深被废掉太子身份，朱祁钰的儿子被另立为太子。直到1457年发生“夺门之变”，朱见深才重新当上太子。在他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的这段时间，一个比他大17岁、名叫万贞儿的宫女始终一心一意地照顾他，结果朱见深就和万贞儿产生了忘年恋。

朱见深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这个宫女封为妃子，一直很宠爱她。虽然没有被封为皇后，但因为得到了皇帝的特别宠爱，万贵妃始终是毫无疑问的后宫之首，二人感情一直很好。

这本来应该是一段美谈，说明皇帝是个有良心的人，“患难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对不对？不过因为二人年龄相距太大，传来传去传成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故事，说朱见深有恋母情结，缺乏安全感，是一个容易欺负的老实人云云。

这些看法完全错误。朱见深是一代雄主。在位23年，他不断发动战争，对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对外严厉打击瓦剌和女真部落；一方面大封爵位，奖励武将，一方面设立西厂、整顿吏治，其功绩与作风都与汉武帝相似，完全不是人们印象中的老实皇帝。

他上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甘肃总兵、辽东总兵、宣府总兵、延绥总兵、蓟州总兵、大同副总兵、辽东右佥都御史、延绥右佥都御史、宣府左佥都御史等9人召回北京。因为这9人在边境镇守多年，却没有立下什么军功，于是被尽数撤换。

换上的人，基本都是在“北京保卫战”前后立下战功、在“夺门之变”后被朱祁镇打压的将领。

比如定襄伯郭登。“土木堡之变”发生时，郭登作为参将，协助镇守大同。当时人心惶惶，郭登激励将士，吊死问伤，亲自为士卒裹创敷药，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在最危险的时刻守住了大同。

后来，瓦剌部带着被俘的朱祁镇到大同城下要挟守将开门。郭登坚决拒绝开门，被朱祁镇记恨。朱祁镇复辟以后，将郭登判处死刑，在群臣的劝阻下，改为将他贬到甘肃充军。朱见深一上台就恢复了郭登的爵位，让他直接代替被撤掉的甘肃总兵王琮。

朱见深如此大规模地撤换边防要塞的军事主将，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他就这么干了，而且没有引起任何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以贪赃枉法的罪名，把他父亲最信任的锦衣卫首领斩首、抄家。

第三件事，就是为“北京保卫战”的首席功臣于谦平反。朱见深承认了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恢复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数年后，又为朱祁钰恢复帝号。然后，他又重新起用了大批受朱祁钰和于谦牵连的官员。

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7岁的朱见深刚刚当上皇帝，就撤换他父亲信任的将领，杀掉他父亲的亲信，重新起用他父亲的仇敌，平反他父亲制造的冤案，其魄力可见一斑。

东宫太监王纶辛苦服侍朱见深好多年，眼看朱见深当皇帝了，收了几个投机政客的钱，想在朝臣里面培养几个人形成自己的势力，结果被内阁首辅李贤弹劾。朱见深立刻就把王纶贬到南京的朱元璋墓园里面去种菜。他对万贵妃讲良心，但那跟国家大事无关。关系到政治是非的问题，朱见深处理起来一点儿都不留情面。

把这些事情干完之后，朱见深这才开始认真关心起一件事——如何收拾他父亲留下的烂摊子。

明英宗朱祁镇留下的摊子，确实是个烂摊子。

明朝前期的权力结构，主要由几个部分组成：文官士大夫集团负责行政，武将勋贵集团主管军事，宦官集团以及锦衣卫负责监察。

其中，武将勋贵集团的来源主要是开国元勋的后代，以及士兵中通过打仗升官升上来的武将。有的武将以军功封爵，这些爵位也可以传给子孙。这些人专门负责打仗。文官集团基本不能插手军权。

“土木堡之变”时，朱祁镇带出去的都是武将勋贵中的精英，这部分基本被瓦剌人一网打尽了。王振作为宦官集团的首领，对“土木堡之变”负主要责任，变得臭名昭著，其党羽被诛杀殆尽。宦官集团的势力也遭到严重打击。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新皇帝朱祁钰以亲王的身份入继大统，对宫中的宦官不熟悉，因而重用于谦等文臣。于是，朝廷就出现了文官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

受到排挤的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对此非常不满。司礼监太监曹吉祥、武将石亨，联络因为主张迁都放弃北京而受到打压的文官徐有贞，拥立朱祁镇复辟。所以这个“夺门之变”，本质上是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从文官手中夺回权力的一次政变，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朱祁镇再次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谦杀了。这样做其实毫无必要。于谦是儒家士大夫的典范，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拥立朱祁钰，并且跟新皇帝一起保卫北京，然后又尽心尽力辅佐，都是出于公心，而不是向朱祁钰个人效忠。对于谦来说，谁当皇帝都一样，关键是要把国家治理好。

但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坚持要杀掉他，给他安了一个“准备迎立外地藩王继承皇位”的虚假罪名。朱祁镇为了证明“夺门之变”的必要性也表示同意。此后几年，他们又系统性地对“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文臣进行迫害。这些文臣都是经过危难考验的栋梁之材。国家政治于是陷入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