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佛教西来：魏太武帝和周武帝对佛教的世俗化改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佛教的传播和中国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东汉时传入中国。魏晋时期，天下大乱，佛教有关轮回转世的说法很容易被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所接受，他们希望可以通过信佛来让自己的下辈子过上美好的生活。腐败的统治阶级把它当成了让人民放弃反抗现实压迫和痛苦的有力工具，因此大加宣传和推崇。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社会的文明之一，很早就实现了宗教与政治活动的分离，从宗教社会进入了世俗社会。战争、治水和农业耕作，都是社会文明世俗化的重要驱动力。战争和治水活动要求领袖人物必须按照客观规律行事，否则就会遭遇失败。农业耕作带来的定居环境，可以大大降低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感。华夏文明由于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文明的传承又一直没有断绝，世俗化程度也就长期领先于其他古文明。在上古传说中，黄帝的孙子颛顼就曾经下令“绝地天通”，禁止民间巫师私自与天上的神仙沟通，将对天神意志的解释权收归君主所有。这是中华文明中世俗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最早标志。从可靠的文献记载来看，最晚到了西周，中国国家政权就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大思想流派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在世俗价值高于宗教价值的问题上并无不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认为，“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他强调对鬼神之说应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只在形式上尊崇而实际上应完全按照世俗的价值观念去行动。

在世俗化国家中，最高权力由国王或皇帝掌握，不属于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只能为统治者服务，而不能掌握政治军事权力。中国君主虽然也会宣传“君权神授”这样的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上，讲究的是君主之于人民就好像父亲之于子女一样，既拥有伦理上的统治权，又必须承担让人民幸福生活的责任。世俗化君主治理下的政府，也由一群世俗化的官员来管理，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君主任命，而不是神灵授权。地方官员可以组织求雨祭神之类的宗教活动，也可以禁止他们认为的扰乱社会的宗教活动。战国时期，魏国地方官员西门豹听说本地有巫婆煽动当地老百姓将年轻女子投入河中祭祀河神，以避免河神发怒制造水患。他就下令把巫婆丢进了河里，然后组织老百姓修建水利工程来消除水患，最后取得成功。

欧洲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才逐步摆脱宗教的统治，从宗教社会进入世俗社会。在社会形态方面，中国领先了欧洲最少2500年。世俗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强盛的意识形态根源。在其他文明还在采用类似于用年轻女子作为祭品的方式来消灭水患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家们就已经忙着带领人民修建各种水利工程了。

中国古代一直有许多民间宗教，但早已被世俗政权所驯服，其教义主要为个人追求长生不老服务，或者为人们在面对生老病死等问题上提供精神寄托，主要集中于私人事务。宗教一旦进入公共领域，比如求雨、祭祀等活动，那就必须由政府而非寺庙主导。中国底层人民还喜欢利用宗教旗号造反，但真正掌权的是战争英雄而非宗教教主。佛教未传入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宗教特权阶层。

相反，在佛教的诞生地古印度，宗教特权长期存在，宗教祭司阶层的地位甚至高于帝王将相的地位。佛教也天然包含了宗教高于世俗的基本信念。佛教的传入极大地冲击了中华文明的世俗化传统。僧侣通过向统治阶层传教来谋求政治特权，为佛教寺庙争取到了各种免除税收和劳役的权利。各种土地只要被记入佛寺名下，就可以不用交税；一个人只要被佛寺认证为僧侣或者他们的仆从，就可以免除劳役。这造成了大量劳动力和社会财富向佛寺集中。无数僧侣不劳而获，不交税，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的仆役和婢女，成为特权阶层。

被宗教狂热感染的皇帝和官员们疯狂修建佛寺，而不顾及自己的政治责任，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朝的梁武帝萧衍。他原来比较相信道教，但接触到佛经以后，就变成了狂热的佛教信徒。他率领大小官员及随从数千人到佛寺门口跪拜，当众宣布自己皈依佛门，然后终日吃斋念佛，不过问国家大事。在萧衍的大力倡导之下，南朝佛教很快达到鼎盛，仅京城建康一处，寺院就多达500余所，僧尼10万余人。他亲自下令建造的寺院就有大爱敬、智度、光宇、解脱、开善、同泰等等。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该诗句反映了当年修建佛寺的狂热景象。

门阀家族的腐朽堕落与佛教逃避人生义务的思想结合起来，成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的一大动因。在佛教这个外来宗教思想的剧烈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着从世俗社会向宗教社会倒退的巨大危险。在南朝，一些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抱有强烈责任感的儒家、法家、道家等传统中国学派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反对佛教的传播，努力捍卫中华文明的世俗传统。著名学者范缜写作了《神灭论》，大力驳斥佛教关于转世轮回、因果报应的说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诏反对《神灭论》，还组织诸多御用学者与范缜辩论。范缜不畏强权，一一反驳，丝毫不落下风。

尽管如此，这种学者的抗议总归只是纸上谈兵，无力改变整个社会的大趋势。在门阀家族的腐朽统治下，佛教的传播在南朝愈演愈烈、无法遏制。

当南朝的门阀贵族沉溺于魏晋风度和佛教玄学中的时候，北方民族融合的大混战基本消灭了门阀贵族，在战争中崛起的各方势力开始利用世俗化的君主专制权力来向佛教宣战。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勒令50岁以下的僧侣必须还俗，要求其自食其力并履行劳役和兵役。同时拓跋焘禁止帝国官员供养僧侣，一经发现，被供养的僧侣和官员一齐处死。一些佛寺试图组织起来反抗，但遭到了严厉的镇压。这一政策极大地增加了帝国的劳动力和兵源，而且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大大增强了帝国的实力，同时降低了普通人民的税收和劳役负担。公元439年，拓跋焘消灭北凉，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公元534年，北魏由于内部斗争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然后这两个政权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效仿魏太武帝，再次灭佛。他下令全国的僧侣全部还俗，焚毁一切寺庙和经书。这个命令执行得相当彻底，最终毁掉了4万座庙宇，强迫300万僧侣还俗，增加了110的编户人口和大量的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北周武帝借内部改革之威，很快消灭北齐，再次统一北方。

在这场世俗政权与宗教势力血与火的斗争中，世俗政权取得了胜利，佛教被迫做出改变，开启了它的中国化进程，学会了如何与世俗社会共存，强调远离尘世的清修和思想上的开悟。僧侣不得再奴役人口、驱使婢女。信徒的施舍和自身的劳作取代收取地租，成为僧侣的主要经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