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绮丽对质朴，文野起冲突——北魏的分裂与内乱（2）

南迁、汉化与北魏衰落

孝文帝拓跋宏为求在中原生根，进而兼并天下，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迁都洛阳，继之以激烈的全盘汉化政策，完全不留退路，希望短期内将鲜卑族融入中原，甚至因此逼死了不愿汉化的亲生儿子。结果随同他南下的鲜卑人果然迅速汉化，形成一个汉化鲜卑的世族集团，但也迅速腐化，并且从鲜卑的传统中疏离出来，变成与汉人皇族或世族无何差别，结果几十年后就不得不面对悲惨的命运。到北朝末期，这个集团有些成员被消灭，存留下来的则融入北方的世族社会，延续到隋唐时期。

北魏南迁洛阳后，中央政府位于这个帝国的南端，深入农业地区。帝国的重心在此，导致经济上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占国家经济的比重增加，加上丝路贸易带来的财富流入首都，形成一片繁华景象。与此同时，以洛阳为中心的鲜卑贵族汉化日渐加深，在“饱暖思淫欲”之下，北魏统治者日趋腐化，追求享受的风气大起，贪污聚敛，吏治随之逐步败坏。例如当时的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其住宅、园囿像皇宫一样豪华，家中僮仆多达六千，侍女五百，一餐花费数万钱。河间王元琛常想和元雍“斗富”，他以拥有西域珍宝著称，家中畜养骏马十余匹，马槽用银制，窗户装饰着玉凤、金龙，饮宴时用水晶、玛瑙、红玉酒杯，都是异域产品，旁边陈列各种珍宝，喝到差不多就带领宾客参观仓库，只见金钱、绸缎堆积如山，无法估算。这两人斗起富来，奢侈豪华程度甚至超过斗富开山祖师——西晋的石崇、王恺。主管政府人事的吏部尚书元晖被称为“饿虎将军”，只因他卖官鬻职都有定价，当时的吏部成为卖官市场，花钱买官的人自然是将本求利，无一不贪，这些官吏被民间称为“白昼劫贼”。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也聚敛无已，征收租调税收时，将官方度量衡器具放大，采用长尺、大斗、重秤收税，公开加码，剥削人民。

就在这时候，南朝梁建立，在梁武帝萧衍统治下日趋强盛，屡次主动北伐，南北战争激烈。为支持战争，北魏的兵役和徭役大量增加，大批农民本来就已经被赋税加码与官吏贪渎逼得透不过气，此时加上兵役和徭役，许多小农因此破产，甚至家毁人亡。破产的农民纷纷投靠豪强，重新沦为世族的依附人口，有的则出家为僧尼，以逃避赋役。当年冯太后苦心孤诣推动的均田制迅速损毁大半，北魏政府控制的编户人民日益减少，政府收入随之减少。北魏统治者面对此种状况，反而官官相护，保护贵族利益，加重剥削剩余的编户农民，曾多次实施“检括逃户”，搜捕逃亡的农民，于是激起农民的反抗。515年，孝文帝死后不过16年，冀州僧人法庆领导大乘佛教徒众起事革命，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为口号，一时声势浩大，北魏政府动员十万军队才镇压下去。

农业地区的反抗还比较容易对付，但北魏后期面临更深刻的问题：南迁后，国家实际上很快分裂成两半，一半为南迁后汉化的社会，另一半为留守北方维持鲜卑传统的社会。前者高高在上，繁华炫丽却奢侈腐败；后者地位低落，质朴保守却强悍尚武，在文化上尤其格格不入。北魏既然已经在社会与文化上分裂，则中央政府若不能维持二者间的平衡，社会与文化的分裂势将演变成军事与政治的冲突。在洛阳的北魏中央政府显然忽视了这个问题，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越发不能协调，最后双方决裂，全盘汉化的苦果终于浮出水面。524年平地一声雷，留守北方维持鲜卑传统的社会在备受鄙视状况下发生动乱，称为“六镇之变”。这种来自边远地区的鲜卑强悍传统的冲击，终将摧毁这个内部已经腐朽的国家。

孝文帝的遗泽与遗祸

北魏孝文帝可称一代英主、一代贤君，但他于南迁四年后死去，北魏从此走向衰败与分裂之路。对于这样一位君主究竟如何评价？他的一连串政策遗留给北魏的，究竟是遗泽还是遗祸？这是探访北朝历史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早有人讨论。曾纪鑫曾归纳过去对北魏孝文帝的评价，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

一是赞扬肯定。认为他推动民族融合，使北魏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进步。此说也认为，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也是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是褒贬兼有。肯定孝文帝汉化改革，但认为他不该不加选择，将汉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一概吸收。例如汉化确立门阀制度，使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还使得原有军人地位下降，士气低落，鲜卑族失去尚武精神。

三是全盘否定。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消极的，只学到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贪渎腐败，丧失鲜卑人原有的勇武质朴特色。他的改革导致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不论肯定或否定，仔细分析，这些看法都有“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嫌疑。要想得到较为中肯的答案，只有以当时的环境作为大前提，加上当事人孝文帝的目标与意志作为小前提，才能推导出合理的结论。

孝文帝有必须迁都的理由，也以皇帝之尊做出了全盘汉化的选择，但他并没有忘记迁都、汉化后可能发生的副作用，也曾设法预作防范，这从他宣布迁都后就回到旧都平城，然后立刻出巡西北边区，对这两个地方加以说明及安抚即可看出。这次巡视对西北边区的效果如何，史书并未记载，唯以当时孝文帝的威望，应该至少能暂时消除当地的疑惧，安抚住这些地区。“修补西北围篱”的工作完成后，孝文帝回到新都洛阳，展开他一边汉化、一边南征的伟大事业。不幸的是，他的健康随着到处奔波与过度工作而迅速恶化，遂不再有能力与时间照顾西北边区，不久就去世了。

孝文帝死于南征军中，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南征在外，军务倥偬之际，还要处理皇妹告嫂、皇后偷情这样的家务事，很可能忽略或来不及向497年新立的太子元恪耳提面命，要儿子特别注意西北边区的潜在危险，妥善因应，预为防范。不过，即使孝文帝曾经这样做过，从史书所记载的宣武帝元恪看来，恐怕他也不会认真执行，因为他在位的17个年头中，一反父亲与祖先们巡行帝国各地的常态，居然没有离开过洛阳一步！性格温和、懦弱的继任皇帝带头遗忘半个帝国，上行下效，孝文帝迁都、汉化的副作用遂迅速浮现。

从此在这种状况下，西北边区与洛阳中央很快越行越远。洛阳中央不但并未发现或重视国家实际已经分裂的问题，反而越发贪图享受，贪渎腐败。统治者堕落，中央政府必然迅速衰落，此时却还要作威作福，终于导致国家内部被忽视与被歧视的一半以武力反抗，衰落的中央无法招架随之而来的动乱，北魏也走到终点。

北魏的历史如此，对于同样处境的后代王朝而言，就成为一个负面的先例。以后的北方民族征服王朝如辽、金、清，似乎都曾以此为鉴，在全国一部分属于汉文化区，一部分不属汉文化区的局面下，建都于二者交界的北京，对二者采取不同的方式统治，并以同等重视的做法维持双方平衡，故能避免二者决裂，国家也能存在较长的时间。例如辽以燕京为南都，皇帝每年依季节游走于各都之间，使全国各种不同的地区都得到照顾，全国官署还分为管理汉人的“南面官”和管理非汉人的“北面官”二系统；清代前期皇帝常常举行“木兰秋狝”，每逢秋季率领大队人马赴关外狩猎练兵，同时接见草原民族领袖，处理大清帝国非农业地区的事务。道光以后，木兰秋狝不再举行，清朝也进入衰败期。

孝文帝的作为，使北魏成为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确立北魏对淮河以北地区的长久统治，洛阳也迅速繁华起来；他的汉化政策，使北方民族融合的速度增加，民族冲突的苦难减少，种种成果，都是他带给北魏与中华民族的遗泽。然而他的计划过于庞大，意志过于刚强，生命过于短暂，结果事业未能完成，继承人也未曾调教妥当，又输掉了事业与健康的赛跑，赍志而殁。他死后留下北魏帝国内部两个地区间巨大的差异，渐渐从互相轻视变成敌视，累积到临界点后一举爆发，不可收拾。北魏后期的历史，其实可以视为孝文帝一面倒文化政策的后果。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激进政策，北魏在汉化的大方向不变之下，汉化的速度应该会减缓，带来的冲击也随之变小、变慢，全国比较容易协调。孝文帝激进的汉化政策加上配套措施不足，使潜在的问题扩大并提早显现，因此也可以说是他给北魏的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