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作为结论

低地国家八十年战争的故事势必会包含许多不同的利益冲突，也势必会包含各式各样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的冲突。长久以来，这些冲突引发了一系列偶然的、不可预知的事件，引起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连锁反应。可以说，八十年战争过程中有无数关键性的时刻：如果在这些时刻里事件朝不同的方向发展，那么，整部尼德兰八十年战争的历史将会有完全不同的路径。

在历史上，以“如果”开头的问题通常没什么意义。然而，这些问题在这里却变得意义非凡。每一次事件转折都让我们想起了古老的教训——一切本可以如此不同。我们应该从这则古训中学到什么？我们不应该试图在历史中寻找那些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无论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决定因素，还是宗教方面的决定因素。当今荷兰王国的领土边界是一系列军事行动后确定下来的，它完全是人为因素影响的结果。没有哪一个神圣的预定论号召尼德兰北部的新教徒去建国，也没有哪一条经济规律可以保证，北方富商主导的、以贸易立国的联省共和国，就一定能战胜南方由国王、神职人员和贵族统治的西属尼德兰。

1433年以来，布拉班特、佛兰德和荷兰一直是勃艮第公爵腓力治下的低地国家的核心省份。勃艮第和哈布斯堡的诸侯扩大了他们的领地，将17个封国纳入其中。这些封国逐渐联结为一个整体，被称为尼德兰。尼德兰作为一个整体，内部的主要差异不是北部的格罗宁根、弗里斯兰与南部的阿图瓦、埃诺之间的差异，而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差异。沿海的布拉班特、佛兰德和荷兰已经基本城市化，拥有发达的贸易和工业；内陆则以农业为主。作为十七省的一部分存在了近150年后，布拉班特、佛兰德和荷兰这三个重要省份联合起来，开始反抗哈布斯堡家族对他们的统治。冲突在这三个地区最为激烈，因为只有控制了这三个富庶之地，才能控制其他省份。在执掌了起义一度发展得最为猛烈的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后，帕尔马公爵法尔内塞向西班牙国王保证，尼德兰南部诸省将处于控制之下。

国王腓力二世无论如何都不准许新教徒进入他的世袭领地，因此，他拒不和解，也拒不签署任何和平协定。另一方面，加尔文宗也要为冲突的持续承担一定责任：他们希望自己获得宗教自由，但一旦掌握了权力，却又不允许天主教徒获得同样的自由。从本质上讲，正是宗教不平等导致了尼德兰的分裂；其他因素都是这一原因导致的结果。当然，联省共和国内的新教徒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因此，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而言，共和国的统治集团要劝说新教徒接受宗教宽容政策，操作起来相对没那么复杂，更何况他们也别无选择。

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荷兰省凭借自身巨大的经济潜力，在联省共和国内居于主导地位。联省共和国吸纳了数以万计的新教徒和尊奉其他信仰的教徒。这些从信仰天主教的南方逃来的移民凭借自身的知识、资本和贸易关系，为联省共和国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与此同时，在来到联省共和国避难的移民中，狂热信奉加尔文宗的信徒们希望继续为解放南方而战，盼着有一天能重返布鲁日、根特和安特卫普。执政弗雷德里克·亨利确实夺取了布雷达、斯海尔托亨博斯和马斯特里赫特，但未能攻下布鲁日、根特和安特卫普这三座主要城市。当尼德兰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国家之后，新教与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也就明确地区分开了。

本书的主题是发生在尼德兰的战争，令人震惊的是，在这场战争期间，联省共和国和西属尼德兰都经历了一段精神和文化的繁荣期：大学与发明家繁荣了科学和思想；作家、诗人、画家和作曲家繁荣了文化。尽管联省共和国经历了比较黑暗的岁月，但它也取得了许多辉煌的经济成果。这些发展需要学者专门研究并给予公正的评价。

当埃格蒙特伯爵绝望地问道，如何才能最好地为国王服务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服从他。”然而，低地国家的人民并不钟爱西班牙式的“服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首席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曾经收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有关联省共和国寻找国家首脑的情况。信中写道：“那些城镇希望能有一位君主来服从于他们，而不是他们服从于君主。”这句话道出了许多实情。当奥地利大公马蒂亚斯接受起义省份三级会议的邀请担任尼德兰总督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尼德兰的这种制度已经基本符合君主立宪制的所有特征。奥伦治亲王威廉在担任荷兰伯爵的授权仪式上接受的限制君主权力的条件，与奥地利大公马蒂亚斯所接受的几乎是一样的。虽然出身于低地国家南部的高级贵族家庭，但奥伦治亲王威廉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份和能力高贵、强大到不能成为贵族、市民和农民的领袖。因此，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奥伦治亲王威廉实际上准备成为一位服从于臣民、为群体服务的君主。正是这些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奠定了现代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这两大君主国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