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共和国的胜利（2）

De Prins belegerde Den Bosch and vloog in Wezel Dat was een brave sprong, van de os op de ezel.

亲王围攻了斯海尔托亨博斯，打得韦瑟尔措手不及，就像狐狸向黄鼠狼猛扑过去。

斯海尔托亨博斯丢了，西属尼德兰大为恐慌。高级贵族和神职人员秘密会面，请求伊莎贝尔降低西班牙人在国家治理和军中的影响力，任命更多来自低地国家的人。

就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中，伊莎贝尔得到了一位新顾问，即加泰罗尼亚的第三代艾托纳侯爵弗朗西斯科·德·蒙塔达的帮助。蒙塔达在西班牙国内和担任驻维也纳大使期间，出色地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才能。他敦促国王尊重尼德兰高级贵族自决和参与决策的愿望。在他的建议下，伊莎贝尔任命根特主教安东·特里斯特和梅赫伦大主教雅各布·博南为国务委员会成员。就此，鲜少召开的国务委员会恢复了部分影响力。这两位主教各自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议会上有重要的发言权，因此充当了议会与中央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安特卫普法学家彼得·罗斯也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他是西班牙中央集权政府的热心支持者，而非搭建两方沟通的桥梁的建设者。不久，他就被派到马德里为国王出谋划策了。

1631年对联省共和国来说是不太成功的一年。随着曼托瓦继承战争的结束，西班牙军队立即离开意大利，回到低地国家，刚好赶上阻止弗雷德里克·亨利围攻布鲁日。布鲁日沃利街28号的一座房子的山墙上有三座浮雕，描绘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进攻和撤退的全过程。房子的角落撑着一个大炮的炮筒，筒身上刻着“奥伦治来到了布鲁日，看了看，走了”的字样。为了避免让人觉得是自己赶走了亲王，西班牙皇家军队并没有追赶亲王的军队。教廷大使写道，要是亲王早一个月登陆，布鲁日将承受无比沉重的苦难。不过，西班牙王室派遣一支庞大舰队企图进入泽兰内陆水域的行动以大败告终了。联省议会看穿了这个计划，在贝亨奥普佐姆驻扎了一支舰队。舰队在马里努斯·霍拉尔的统率下严阵以待。9月10日，在拿骚家族的贵族，拿骚-锡根的约翰的领导下，西班牙皇家战舰在发生于托伦以西的斯拉克战役中大败。皇家舰队指挥官落荒而逃，舰上的4000名普通海员和士兵被俘虏，布鲁塞尔在此战中的经济损失将近400万荷兰盾。

第二年，也就是1632年，联省共和国又迎来了军事作战的新高潮。6月，弗雷德里克·亨利在马斯河沿岸冒险作战。该战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许多南方大贵族对西属尼德兰统治的不满，其中，名气最大的要数亨德里克·范·登·贝赫。在战役中，联省共和国占领了芬洛和鲁尔蒙德，而最大的战果则是马斯特里赫特。亨德里克·范·登·贝赫要求摆脱西班牙统治的枷锁，但人们对他的呼吁置若罔闻。就如同1600年莫里斯进攻时一样，尼德兰南部仍然忠于西属尼德兰政府，忠于总督伊莎贝尔，忠于国王腓力四世。但是，这里其实已经充斥着愤怒和不满的情绪了，为此伊莎贝尔召开了自1600年以来的首次三级会议。这一举动得到了新顾问的支持：蒙塔达只是简单地通知腓力四世，在未经国王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召集了三级会议。在这一方面，伊莎贝尔和蒙塔达都强硬地与国王抗衡。当然，腓力四世也不甘示弱，他拒绝给予许可，但三级会议并不知晓这一内情。1632年10月，11个省份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腓力四世的首席顾问奥利瓦雷斯伯-公爵认为，应该提醒伊莎贝尔“严格遵循腓力二世时代的政策”。蒙塔达写信给国王说，他们不得不召集三级会议，如果不召开，南部诸省将不再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他说，只要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倾听，这些省份是不反对战争的。瓦隆省只是希望他们的官员能在政府里获得更高的职位，而不是像目前一样让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占据这些职位。在下一轮和平谈判中，联省共和国增加了要求：它现在希望西属尼德兰对新教徒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希望来自低地国家的犹太人能像其他尼德兰公民一样，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享有同等权利。当然，这些要求被当作了耳边风。

如同1629年危机后总督伊莎贝尔任命艾托纳侯爵蒙塔达为顾问一样，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在1632年危机后把彼得·罗斯送回了布鲁塞尔。罗斯完全信任首席顾问和腓力四世。他对腓力四世言听计从，比国王本人都热衷于君主制。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允许罗斯在西属尼德兰党派之间挑拨离间，甚至建议罗斯背着总督与联省共和国缔结一项条约。这是西班牙王国对自己人民不忠的又一例证。1633年12月1日，伊莎贝尔去世，改宗天主教的阿姆斯特丹诗人约斯特·范·登·冯德尔写了一首挽歌，歌颂国母伊莎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