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反对派的极端化

1577年布鲁塞尔和南部的起义与1568年和1572年的两次起义不同；现在，不仅仅是荷兰和泽兰，几乎所有的省份都参加了起义。唯一的例外是天主教的卢森堡、林堡和那慕尔。在大多数省份，战争不是为了宗教自由，而是为了从西班牙士兵手中解放国家。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不想与加尔文宗有任何关系。更令人惊讶的是，在1578年和随后的几年里，加尔文宗在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大城市占了上风。这种极端化不断加深，1581年5月1日，布鲁塞尔禁止了天主教，随后，在1581年7月1日，安特卫普也依样画葫芦。1577年6月时，根特的一个年轻泥瓦匠仅仅因为在游行队伍带着“真在”经过时戴着帽子而被判处鞭刑和五十年流放。然而就在一年多后，局势却完全逆转，激进的加尔文宗控制了这座城市。奥伦治亲王曾向根特承诺会将这里的情况恢复到1540年以前的样子——那一年，查理五世收回了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大部分特权。1577年，当阿尔斯霍特公爵以执政的身份到达根特时，终止了特权的恢复，这开了一个糟糕的头。激进分子想要恢复旧特权，包括恢复工匠协会对市政府的影响，重建根特对周边农村的控制。

这导致这座城市和周围地区受到了真正的恐怖统治。这一事件有两位主要人物：扬·范·海姆比泽，一位在困境中失去了儿子的高级市政官，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并愿意采取严厉的措施；还有年轻的贵族里乔夫领主弗朗索瓦·德·拉·凯图里，一位奥伦治亲王的支持者。10月27日，里乔夫领主前往安特卫普，向亲王提议逮捕一些主要的天主教徒。亲王没有批准，但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里乔夫领主和他的支持者认为亲王的不置可否是一种默许。1577年10月28日晚上，他们逮捕了执政阿尔斯霍特公爵、伊普尔和布鲁日的主教们、城市的大法警以及一些贵族和城市官员。一天后，他们成立了加尔文宗城市民兵组织，收编了300名流浪汉，并向他们发放武器。11月1日，激进的“十八人委员会”成立了。12月29日，奥伦治亲王抵达根特，成功地消除了分歧，释放了阿尔斯霍特公爵。这样一来，他可以再次获得和事佬的名声。当然，如果他当初就阻止海姆比泽和里乔夫领主的鲁莽行为，恐怕结果会更好。他们的激进行动将天主教徒推到了对立面，就如1566年一样，加尔文宗活动者激起了原本漠不关心特权是否恢复的天主教贵族的厌恶之情。

1578年1月，帕尔马王子、前总督玛格丽特之子法尔内塞携新的军队抵达，以帮助唐·胡安重掌政权。同月31日，法尔内塞在布鲁塞尔与那慕尔之间的让布卢轻松地击败了三级会议的军队。布鲁塞尔人民开始担心会被围困，三级会议的军队则在战败后元气大伤。8月初，两军在梅赫伦以东的今里梅纳村附近再次狭路相逢。法尔内塞劝唐·胡安不要参战，但后者不理睬他的建议，最终失败了。

这是与每个人都切身相关的事，事实证明，三级会议没有能力制定一项联合战略。现在，其他省份终于与荷兰和泽兰达成一致，这两个省份将继续收取护航费和许可费。护航费是一种关税，用于支付海上武装护送的费用。许可费是向提供给“敌人”的食品和其他货物额外征收的一种出口税。乍一看，将货物提供给与你进行殊死搏斗的敌人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对贸易来说，利润是最重要的，而且，即便你不供给，敌人也会从国外其他地方购买货物。这两项税收为保卫荷兰和泽兰提供了宝贵的收入，尤其是对海军来说。然而，安特卫普人民对他们看到的“同胞”的破坏行为感到非常愤怒。荷兰和泽兰议会似乎更愿意先确保本省的利益，而不是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通过一份以“赔偿”为名义的书面保证，他们强迫那些仍然忠于国王的城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哈勒姆，以及泽兰的胡斯——加入他们。官方上，没有什么手段可以阻止天主教徒信奉他们的宗教，事实证明这只是无稽之谈。奥伦治亲王要么是不愿意，要么是不能保护荷兰和泽兰的天主教徒。这一点招致了其他省的批评。

让布卢战役失败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两次不同的进攻。这两次进攻都对中间的温和派不利。一方面，由唐·胡安和法尔内塞率领的那慕尔和卢森堡皇家军队发起了进攻。他们占领了鲁汶，迫使三级会议迁往安特卫普。与此同时，激进的加尔文宗在佛兰德发起了革命性的变革。1578年1月15日，奥伦治亲王刚一离开根特，十八人委员会就恢复了他们的侵略政策。根特军队并没有增援议会军以打败唐·胡安和法尔内塞的军队，而是控制了佛兰德最重要的一些城镇：布鲁日、科特赖克、龙瑟、奥德纳尔德、阿克塞尔、许尔斯特、圣尼克拉斯和伊普尔。他们从伊普尔进军到敦刻尔克、圣温诺克斯贝根、费尔讷和更远的地方。其他城镇，如登德尔蒙德和丹泽，则效仿根特，选择了好战的加尔文宗。在任何地方，一旦这种激进的变革出现、十八人委员会夺取了权力，对修士和神父的暴力行为就会屡屡发生，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中就会掀起圣像破坏运动。

很难解释这种激进的加尔文宗的复兴。早在16世纪60年代，加尔文宗就有严重的激进主义。也许是因为对这种激进主义行为的厌恶和对阿尔瓦公爵的恐惧，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城市在1572年和随后的几年里都风平浪静。但1566年的混乱给人们留下的记忆肯定不会比1572年的逊色。那么，为什么布鲁塞尔、根特及其他城镇和它们的十八人委员会在1577年推行这样两极分化的政策呢？1566年的记忆似乎鼓励了加尔文宗的行动，而不是劝阻他们。在阿尔瓦公爵治下，很难想象西属尼德兰会存在任何形式的军事抵抗，但西班牙总督严格统治的结束消除了一些压力。返回的加尔文宗教徒和那些秘密信仰各自宗教的人现在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许多城镇采取了和1566年一样的激进措施。和1566年一样，天主教徒是如此习惯于把他们的宗教和政治领导权交给神职人员，所以他们至今没有做出任何抵抗。佛兰德省在十八人委员会领导下的城镇现在几乎没有向布鲁塞尔中央政府支付任何费用，因为它们想用这笔钱来自卫。但它们无法与唐·胡安和法尔内塞的军队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