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像破坏运动

牧师塞巴斯蒂安·马特出身帽匠，布道通俗易懂。1566年8月10日，在圣劳伦斯节当天，他在斯滕福德的圣劳伦斯修道院外进行了一次煽动人心的布道。斯滕福德这个村庄位于当时佛兰德的西南端，正好在今天的法国边境线上。演讲结束后，20名听众在另一位牧师的带领下进入了修道院，开始毁坏所有的雕像。三天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附近巴约勒的圣安东尼修道院。第二天，马特在北边不远处的波珀灵厄布道，大约100人砸碎了教堂里的一切。从那里开始，民众几十人一组，成群结队地横冲直撞，破坏了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实际上，不能把这场低地国家的圣像破坏运动看作单一的一致行动。在一些地方，破坏是由长时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失业者和饥饿者组成的愤怒群体造成的；而在另一些地方，破坏是由致力于“清洗”教堂的群体进行的，更有纪律和效率。

因此，运动的情况因村而异，因市而异。作为统治中心，布鲁塞尔没有受到影响。在许多城镇，局势取决于民兵。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武装公民团体，他们的任务是维护法律和秩序。在城镇遭受军事袭击时，他们必须随时待命。如果民兵不支持破坏教堂，就像在鲁汶、里尔、布鲁日和许多其他城市一样，那么破坏运动就不会发生。而安特卫普、根特和瓦朗谢讷却饱受破坏运动之苦。在根特，这是食物短缺造成的直接后果。丰收之后，人们预计粮食价格会迅速下跌，但实际情况并不像预期的那样。8月21日，粮食暴动爆发，穷人自行定价。第二天，人们已经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他们把怒火指向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编年史家马库斯·范·瓦恩韦奇克记录道，父亲们带着孩子们去教堂用小锤子敲打雕像。这些城市周围的村庄也感受到了抗议者的愤怒，但在主要河流的上方，破坏活动则更加孤立。为了防止更糟的情况发生，一些城市授权有序地销毁雕像，以吕伐登和格罗宁根为例，两地分别于9月6日和9月18日授权。9月14日，屈伦博赫伯爵把他城镇上的所有雕像都移走了。25日，布雷德罗德伯爵也在菲亚嫩这样做了。

圣像破坏运动摧毁了无数艺术品，以致低地国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教堂仍然保留着1566年以前的艺术氛围。1566年8月和9月发生的这些短暂但严重的事件令人印象深刻，但随后几年系统性清洗教堂建筑所造成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大多数雕像消失了，大多数壁画在16世纪70年代宗教改革运动胜利后被新的涂料覆盖了。有时，教会或世俗当局意识到了昂贵的祭坛画在宗教和艺术上潜在的双重价值。凡·爱克兄弟在根特的圣巴冯大教堂创作的祭坛画《羔羊受崇敬》，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在莱顿，市政当局下令搬走路加斯·范·莱登的《最后的审判》，全赖于此，我们现在才能在莱肯布料厅市立博物馆看到这一作品。在阿尔克马尔，新的加尔文宗城市领导人不想把梅尔滕·范·海姆斯凯克的大型祭坛画留在教堂里，但又觉得销毁它十分费钱，就把它卖给了瑞典林雪平大教堂。

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人参与了圣像破坏运动，大多数人都选择冷眼旁观。有趣的是，与法兰西宗教战争期间的情况不同，在尼德兰，大多数人选择任由激进分子从事破坏活动。人们对此的解释千差万别。可以肯定地说，1566年夏天，第一次严重的破坏浪潮让虔诚的天主教徒们大吃一惊。至少，当时的许多编年史家表达了他们的愤怒、惊讶和无奈。作为单纯的信徒，他们总是根深蒂固地认为应该服从他们的神父，他们的牧羊人。但现在他们该怎么办？全副武装地去战斗吗？那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内战，就像法兰西那样。一些人建议允许新教徒建造自己的教堂。在鲁汶和里尔等没有发生圣像破坏运动的保守城市，有一些神父则呼吁政府进行干预。在大多数地方，市政当局都希望恢复秩序，因此没有组织起诉。然而，在法兰西，大多数天主教徒信奉“一个信仰、一个法律、一个国王”的理念，任何反对这一理念的人都是违背人民神圣统一的罪人。国王蒙上帝的恩典而成为国王，受教会的加冕和施膏。而在尼德兰，情况并非如此。在那里，由于土地的复合性，领属关系错综复杂，腓力二世有4个公爵头衔、6个伯爵头衔和7个领主头衔，以统治者的名义宣判死刑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如此，天主教徒的反应也足够激烈了。他们可能曾经同情那些歌唱着、祈祷着、英勇赴死的贫穷可怜虫，但现在，反对者们已经变得如此强大，甚至能在教堂里砸碎雕像，他们必须出手应对了。天主教贵族远离了反对者们，解释说恢复秩序还是相对容易的。局势已经够紧张了：8月20日和22日，安特卫普和根特发生了激烈的圣像破坏运动。起初，总督玛格丽特非常绝望，但她被高级贵族们救了出来。在与奥伦治亲王和埃格蒙特伯爵商量之后，贵族协会决定解散。作为交换，玛格丽特同意允许在此前已经开始传教的地方继续传教。针对这些事件埃格蒙特伯爵回应道“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宗教”，恢复了佛兰德的秩序。作为安特卫普的子爵，奥伦治亲王也恢复了安特卫普的和平，并把几个头目绑了起来。屈伦博赫的居民向他们的伯爵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他禁止新教传教并强制执行宗教法令，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圣像破坏运动的势头之猛和规模之大给尼德兰的世俗和宗教当局，给天主教徒、路德宗教徒和加尔文宗教徒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们应该是受到了法兰西事态的警示的：短短四年之间，法兰西大部分地区的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雕像和画作均被剥夺。因此，政府是可以预见这样的事也可能在尼德兰发生的。尽管如此，国王和西班牙宫廷还是震惊了。

1566年10月3日，埃格蒙特伯爵、霍恩伯爵、奥伦治亲王和路易在佛兰德的登德尔蒙德会面。传统观点认为，他们讨论了武装抵抗的可行性。但到底是为了什么，针对谁，如何进行？他们中有没有人想过接管强大的城市并向国王展示宗教自由社会的既定事实？简言之，就像之后历经艰辛在1572年所达到的那样？埃格蒙特伯爵对国王过于忠诚，他不会考虑这样的选项。而布雷德罗德伯爵亨利则想战斗，并在乌得勒支以南自己的小镇菲亚嫩建立了防御工事。奥伦治亲王为他提供了许多大炮。在南部，瓦朗谢讷和图尔奈选择了加尔文主义，拒绝政府军在本地扎营。随后的实力较量也许没有达到以后几年的规模，但确实是第一次艰苦的斗争。总督玛格丽特多次试图让这两个城市与国王握手言和，但屡次遭拒，之后她命令菲利浦·德·诺伊卡尔姆斯将军以武力征服它们。1567年1月，图尔奈被攻下。这给了玛格丽特新的勇气。在维格留斯的建议下，她要求贵族们重新宣誓效忠，准备借此看看她能信任谁，不能信任谁。奥伦治亲王、霍恩伯爵和布雷德罗德伯爵拒绝了。低级贵族威廉·布洛伊斯·范·特雷斯隆第三次提出了宗教自由的要求并威胁说，如果这次不兑现，他将发动武装叛乱。总督玛格丽特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在2月底，她给国王写了一封信，说布雷德罗德伯爵的军队和她的一样强大。又过了一个月，她的将军们成功地粉碎了反抗者的最后希望。3月13日，图卢兹的约翰·马尼克斯率领的一小支加尔文宗军队在安特卫普北部的奥斯特维尔惨遭杀害。令人心碎的场面在城墙上演，乞丐的支持者们正要从那里向政府军展开攻击。奥伦治阻止了他们。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士兵的对手，这样战斗将必死无疑。11天后，政府军占领了瓦朗谢讷，消灭了反抗者的最后一个重要温床。然而，在西班牙，国王已经下令惩罚尼德兰的反抗者，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