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年，还是奇迹年？

西班牙-布鲁塞尔政府的严格执政不仅基于有原则的宗教信仰，还基于政治策略。法兰西的例子清楚地展示了宗教分歧是如何分裂和毁灭一个国家的。1559年《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签订后，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在一次比武中受了致命伤，英年早逝。他留下了四个身体虚弱的未成年儿子，其中，长子成为国王查理九世，并由其母摄政。强大的吉斯家族所支持的天主教宫廷，遭到了孔戴和科利尼等显赫的新教家族的反对。两派之间的冲突几乎无异于一场内战。1562年3月，胡格诺派被击败后，许多新教徒越过法兰西北部边境，来到瓦朗谢讷、图尔奈和安特卫普。他们的领袖之一是吉多·德·布利。1559年以来，他一直在图尔奈当牧师。1561年，他在那里写下了《信仰的告白》，并于一年后以荷兰语出版，题名Belydenisse des gheloofs。之后，以《比利时信条》之名，它被尼德兰的加尔文宗教徒用于陈述他们的信仰。同年秋天，德·布利朝图尔奈城堡的墙上扔了一块石头，石头上附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国王的，信中说，加尔文宗的成员希望成为国王忠诚的臣民。1561年12月19日，玛格丽特将这封信寄给了腓力二世。1562年7月12日，加尔文宗的首次仪式在巴约勒露天举行。1565年5月1日，根特聚集了大量加尔文宗教徒，他们请求地方法官允许他们建造自己的教堂。到1566年夏天，露天仪式在全国各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不仅是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在荷兰也有，例如在奥弗芬附近的沙丘。与其他新教教派相比，加尔文宗有一个优势：这是一个深思熟虑且极有效率的组织。会众由教会理事会或会务委员会管理，会务委员会的代表定期在地区长老会议和教会会议上聚集。牧师们接受了全面的教育——不是师从加尔文本人，就是师从他在日内瓦的弟子——并在全国各地费尽心力地吸引信徒。加尔文宗将政府视为上帝的仆人，认为政府也必须皈依上帝。7月15日，贵族和会务委员会的代表们聚集在列日的中立领土圣特赖登。他们可能已经在那里讨论过进行有组织的甚至武装抵抗的可行性。

加尔文主义出现在尼德兰最南端，不仅是因为该地区与法兰西邻近，还与阿图瓦人和埃诺人讲法语有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阿图瓦的农村地区和佛兰德的西南角此时已因纺织业的发展而高度工业化。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行业里勉强糊口，即使在繁荣时期，也很难超过贫困线。当与英格兰的贸易冲突导致羊毛供应短缺之后，该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而瑞典与丹麦的军事冲突则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1565年，厄勒海峡停止航运，这切断了来自波罗的海的谷物供应，再加上尼德兰本身的歉收和异常寒冷的冬天，造成了1566年的大饥荒。这在低地国家人们的记忆中是史无前例的。在苦难最为严重的地方，天主教会的财富引人嫉妒，而加尔文主义得到了最热烈的支持。贝亨奥普佐姆侯爵将宗教问题归咎于瓦朗谢讷数以千计的雇佣劳动者。而在图尔奈，情况更为极端，以至于穷人被称为“光溜溜的人”，因为他们几乎衣不蔽体。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想要的不是什么教条，而是食物。在如此悲惨的境况之下，各种形式的暴力抗议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维格留斯写信给西班牙的一位朋友说，由于奥德纳尔德周围贸易和商业的停滞，8000多人失业了。他们通常受雇于商人，但现在没有工作机会，不得不寻找其他的维生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