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承父业（2）

1557年，为了缓解严峻的财政问题，腓力二世将国债利息降至5。实际上，这相当于宣布破产。所以，在当时，迫在眉睫的是与三级会议协商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方案。荷兰议会已经管理了该省大部分的金融交易。在荷兰省担任行政职务的富商们也出资购买本省债券来为本省提供资金，并对这些债务进行监管。他们高调地行善，期待自己的善行广为人知。安特卫普的银行家们有意从荷兰省为中央政府借债，并要求荷兰议会为利息的支付做担保，希望借此将荷兰议会的信用与腓力二世破产的国家绑在一起。

在荷兰议会的管理下，荷兰省的收支状况逐年改善。荷兰议会代表有权自行召开议会。他们反感贸易税，但如果他们认为本省的金融状况有必要征税，也会同意征收什一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通过增加额外税收来帮助中央政府摆脱财政危机。在尼德兰八十年战争期间，也是荷兰省负担了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开销。所以，荷兰省对中央政府的贷款担保才如此重要。鉴于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糟糕的财政状况，尼德兰发生起义和起义成功的基础已然具备。荷兰议会也明白诸侯们都是贪得无厌的纨绔子弟，对从哪儿筹措资金和如何筹措等问题一无所知。腓力二世曾经这样写信给一位顾问大臣：

你知道我对财政事务一无所知。在这方面，我连报告的好坏都不能区分。我才不会费力去理解我这辈子都不曾理解，也不会理解的东西。

不幸的是，尼德兰最重要的两个省，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情况与荷兰完全没有可比性。虽然这两个省可能更富裕，却有更多的声音阻碍决策进程。这些声音来自城市的行会和神职人员，两者的税收分属于不同体系。此外，大城市把目光投向了周围的乡村，彼此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由于有如此众多的机构和个人享受免税待遇，对于那些必须纳税的人来说，负担就变得更重了。

1558年，即宣布国家破产一年以后，三级会议再次召开，这一次是在阿拉斯。在让议会代表相互协商这一点上，腓力二世仍然足够明智。他希望他们能通过一项流转税，就像他看到西班牙所实施的那样，这样他就能实现收入独立，不用再等待议会批准他每年提交的援助款项。各省代表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便拒绝了这项提议。他们打算严格限制腓力二世的资金来源。他们在仿效荷兰吗？三级会议要求对款项的使用进行控制和联合管理。至于腓力二世要求的流转税，他们提议向腓力二世提供为期九年的固定金额款项作为替代。这与腓力二世所希望的统治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但西班牙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案。国王以个人身份向议会提出紧急申诉，但议会没有理会。腓力二世不能再仅仅倚仗君主制独断专行。值得注意的是，以才华横溢和长于理财而著称的格兰维尔没有向国王说明联合管理财政的优势。这位勃艮第的皇室奴仆只想讨好腓力二世，完全同意不再召集三级会议。实际上，不论是从国家的立场出发还是从君主的立场出发，分摊低地国家财政事务的责任都更有利。但是，在腓力二世的不同领地中，根本没有单独的预算和财务责任。这种不透明的财务状况加剧了人们的指控——他们认为尼德兰诸省的利益被当成了西班牙利益的牺牲品。然而，与此同时，西班牙王国也苦苦抱怨，认为他们被迫一直向尼德兰这个无底洞扔钱。

腓力二世在尼德兰期间，布鲁塞尔一直是帝国的首都。这意味着腓力二世身边的随从和顾问大臣有着国际背景。结果是，他几乎没有时间在尼德兰的管理机构中履行其义务。尽管继位时他本人在场，但此后他即刻任命了一位总督作为代理：公国被法兰西占领了的萨伏依公爵伊曼纽尔·菲利贝尔。这样一来，腓力二世就可以专心于国际政治。1555年，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被选为新教皇。保罗四世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态度不太友好，并于1556年在意大利对腓力二世宣战。腓力二世命阿尔瓦公爵捍卫西班牙王室在意大利的统治。他的命令不是针对保罗四世个人，而是针对作为罗马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负责人的教皇。阿尔瓦公爵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棘手的使命。他对意大利的平定使该国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免受战火侵袭。

在外交政策上，腓力二世最头疼的就是对法战争。他认为，最好是从低地国家展开对法作战。1556年7月，战争再次升级，腓力二世认为，是时候拜访他在英格兰的妻子玛丽一世了。从1557年3月底到7月，腓力二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驻留英格兰。在那里，他成功地说服英格兰人相信他们的利益也受到了威胁。1557年6月1日，玛丽一世向法兰西宣战。

腓力二世希望在同年和英格兰军队一起与法兰西人作战，并命令他在低地国家的军队指挥官伊曼纽尔·菲利贝尔先按兵不动，等他带着英军增援抵达再进行决战。腓力二世打算带领自己的军队亲征一次，以证明自己最高统帅的身份。但这对于萨伏依公爵来说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有利时机。8月10日，萨伏依公爵在圣康坦取得了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这次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埃格蒙特伯爵拉莫勒尔的领导，正是他率领骑兵打开了通往巴黎的道路。这时腓力二世赶到，仅赶上检阅胜利的军队。他不敢冒险前往巴黎，而是围攻和占领了圣康坦。这是腓力二世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战场，从各方面的资料都能看出，他得心应手。从那以后，他开始在宫殿的书房中指挥所有战斗和围攻。一年后，也就是在1558年，埃格蒙特伯爵取得了对法军的第二次决定性胜利，这次是在敦刻尔克以南的格拉沃利讷。这次的胜利部分归功于英格兰海军，是他们从近海炮击并重创了法军。这不是巧合：正是在腓力二世的紧急军令下，海军才穿越了那片海岸。

看上去我们现在似乎已经偏离了本书的主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事件告诉我们，对像腓力二世这样的统治者来说，内政和外交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能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国家成功恢复天主教的君主，不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对宗教问题让步。一位同时兼任其他国家国王的领主身边，常围绕着一个国际顾问团队。在低地国家，本国的国务委员会继续运作，但腓力二世真正倚重的是他的私人顾问或西班牙议会的成员，这激怒了低地国家的官员们——他们的统治者在他们身边，却不听取他们的意见。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代表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指出，我们应理解腓力二世的立场，毕竟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的统治者：距离遥远，帝国之内的沟通有时就需要数周，如果领地内的某处发生了危机，腓力二世实在难以做出迅速而充分的回应。尽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从腓力二世在布鲁塞尔执政的那段时间，也就是他可以当场对尼德兰的发展做出应对之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令人费解又优柔寡断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