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序 正本清源，天道绝对（5）

不然他难以如此信心满满，根本用不着虚构，也根本用不着讲故事，只须把当年的历史事实和相关事件真实地考辨和推演出来，文本性就不可思议地获得了巨大张力。也许最具魅力的仍然是考辨，如：以“合纵”对抗张仪之“连横”的是公孙衍，并非苏秦。前309年张仪在母邦魏国寿终，前284年齐缗王车裂苏秦，张仪年长苏秦至少30岁。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战国纵横家书》，始明《史记》、《战国策》误采苏秦讹史，误以为苏秦为“合纵”创始人。又如《归藏》典籍：1993年，湖北王家台秦墓出土了《归藏竹简》，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卦名。至今二十年，仍未整理出版，遑论深入研究，致使重大考古发掘迟迟没有兑现重大价值。国人仍把《周易》视为中华真道的至高宝典，不知《周易》实为中华伪道的终极根据，不知《周易》打开了两千年庙堂黑暗的潘多拉之盒。另外如东周王朝分裂为西周、东周二公国，在秦灭六国之前先后被秦伐灭；赵武灵王伐灭的魏属中山与被学界误认的魏文侯伐灭以后复国的白狄中山，等等，处处体现出张氏杰出的真相发明和史料发掘功夫。用他自己在“后记”中的话说：“每章前半为战国纪，按时间先后叙述一年中的天下各国史事，略作合理连缀，揭破天下互动的共时性横向关联。百章之间，略做因果勾连，揭破战国进程历时性纵向逻辑。每章后半为庄子传，按时间先后叙述庄子与诸子、诸侯互动的相关史迹……”这大致可以理解为他对自己的文本性特点的概括，我想另一个“共时性横向关联”需要特别提请注意，他说庄子生平史料仅二十余条，植入相关之年仅够四分之一章节，其余章节中大量纪实则是“立足道家立场，根据其他史料，虚拟庄子与其本师子綦，友人庖丁、弟子蔺且等人的对话，评议天下时事，抉发先秦秘史，演绎庄学义理，揭破庄子与诸君与痞士的互动……”，则可以说明其真相发明和史料发掘的目的是为其文本服务的。

暂且不论那些如“合纵连横”以及“苏秦为燕反间十八年”等惊人故事，即便如“斩首计功”、“五国相王”、“胡服骑射”、“宋国称王”以及走马灯似的“篡位擅权”等历史事件和细节，以及“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以及孟子与滕文公、苏秦与《鬼谷子》、稷下学宫与《管子》和惠施与大梁盛会、魏牟与公孙龙为友之后慕庄师事蔺且并弘庄等众多士人公案真相，均为文本的张力提供了历史纪实与叙事层面上的重要精神元素。这当中自然还包括在《庄子奥义》和《庄子复原本注译》中即已基本坐实了的庄子的“内七篇”、弟子蔺且所撰“五篇”以及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十三篇”的相关钩沉，以及“游刃有余”的庖丁、“得手应心”的轮扁、“不失毫茫”的钩匠、“运斤成风”的匠石之嫡派传人等诸多“以技进道”的古史传说的形象展示。这就是说，《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不仅还原了庄子思想的生成背景和过程，而且在历史纪实和高度真实的层面上，进一步立体地丰富了张氏“自坚其说”的内涵。

另外还须提及，除了曹商者流典型痞士以及王侯将相之外，儒墨百家士子或为天下所裹挟无所不用其极，或为天下大势所困、所思、所裂……总之，所谓“战国纵横百年纪”即为天下陷入万劫不复之大纪实。而这，既是对“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正本清源，更是对当下中国学界喋喋不休的所谓“新战国理念”的最大正本清源，同时也是张氏考订为魏牟所撰的“天下篇”所蕴涵的内在诊断。当下“新战国理念”鼓吹者其实所缺的便是此“准确诊断”，大多时候却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警惕而诉诸所谓“民族主义”立场，对“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悦之”根本无所用心，对“道术将为天下裂”，更无起码觉悟。尽管“古之道术大全”在当下的中国发展乃至世界情势的发展下是否仍具建构作用让人心存犹疑：一如《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中所反复提到，老子之道不同于孔子之道，也不同于墨子之道，周礼也不同于夏礼和商礼，于是，老庄真道的“天道循环”的绝对性在这里又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也即回到跟老庄一脉相承的所谓伏羲泰道的《归藏》和《连山》——但是，即便真的能够把被颠倒两千多年的泰道和否术完全颠倒过来，我们又该当如何保证这不是另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呢？也就是说，如果忽略“人”的主体性意义和制度创造的双重因素，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保证生存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

显然，作为终极解构者，庄子以及后学是不大可能相信整体秩序型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哪怕并非都暴戾专横到了跟庄子生活年代相伴始终的宋君偃那样的程度，那些打天下坐天下的王侯将相们又可能给天下人带来怎样的“天下”呢？因此早在《庄子奥义》中张氏即说：“称‘王’诸侯无不变法。变法的实质是实行富国强兵、拓展疆土的军国主义，因此六国称‘王’之后，逐鹿中原的血腥战争更趋白热化。交战双方兵力，合计常近百万，死伤数万乃至数十万，在同时期全球视野内绝无仅有。直到两千年后冷兵器时代终结，高效率杀伤武器问世，记录才被打破。这对理解‘内七篇’尤其是《德充符》中充满刑余、肢残之人，至关重要。”庄学义理本身确实穿透力惊人，也即穿透中华帝国史两千多年始终魅力不减，尤其是智慧的发展确实达到人类的最高峰，以至而今亦步亦趋于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诸多中国学人，假借西方虚假的理论成为本土“登堂入室”的“敲门砖”，不说数典忘祖全然不知庄子是人类最早也是迄今最大的解构主义者，起码也在庄子的“庙堂江湖”的解构语境中完成了他们的自我解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无法认同余世存先生关于“张远山被边缘化”的说法，张氏义理本来就是对庄学义理的发扬光大，其理论的最大魅力本来就是“以边缘解构中心”，如果“回归中心”岂不成了更为讽刺的自我解构了吗？

如前所述，“庙堂与江湖”是张氏义理对庄学义理的归纳和进一步阐发，这种二元对立确实需要重新发现“统一”的可能性。“道术将为天下裂”，既确实是悲剧，但也可能真为“哲学的突破”，问题在于全新的理论动力，也即新轴心时代的思想，必须对“天道绝对”的价值做出全新的体认。此也即笔者强调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具有双重正本清源意义的根本理由。与此同时，张氏所说的“郭注小年，庄学大年”的“小年”究竟是多久，“大年”又是多长，毕竟又是件让人惆怅的事情。文化反思而今恐怕不能也无法只局限于“精神实体”，而在哲学第一性上也即社会政治实践层面上无所作为。但不管怎样，无论是“发明真相”还是“自坚其说”，无论是庄学义理阐发还是张氏义理的进一步发扬，无论是“天道绝对”的终极建构还是“人间秩序”的终极解构，笔者均可负责任地说，张氏“新庄学工程”三书不仅集中国文史哲之大成，而且确实为中华学术发展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典范。换句话说，张氏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大学者，更是当代中国“新庄学”研究之第一人，一如《齐物论》中所说：“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张氏曾不断地自豪宣称如“庄子与我，相视而笑”、“庄殁两千三百年，张远山完成《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庄子传》，庄学重出江湖”等等，在笔者看来，确实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