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序 正本清源，天道绝对（3）

首先必须承认，张氏庄子解读的“庄学四境”创造性空前。尤其是他提出在远离“造化初境”之后，“文化”分为“顺道文化”和“悖道文化”两部分，并进而解释对顺道文化的哲学建构和悖道文化的哲学解构，他说：“庄子常常在建构某一名相的顺道文化之时，也同时解构这一名相的悖道文化，而且通常侧重解构，偶尔侧重建构，建构之后也必立刻解构。如《逍遥游》初述‘大知’寓言是建构，重述时以‘无极之外复无极’解构，所以主角必须同为鲲鹏，内容也基本相同；而‘小知’寓言都是解构，初述、重述的主角无须相同……”有关道家思想的“至知无知”的终极表达式，更是其独具慧眼的发现：“‘内七篇’从未在某个局部清晰完整地使用过终极表达式，而是把终极表达式的前件‘至知’和后件‘无知’，支离分开在上下文甚至前后篇……只有透彻理解庄学四境，尤其是透彻理解庄学至境，再联系上下文乃至前后篇，方能知其晦藏，窥其奥义，否则就会被局部字面骗过。晦藏终极思想的终极表达，正是庄子的终极晦藏。”而对“浑沌死”的解读，恐怕就不仅仅是庄子义理本身，而是张氏义理的进一步发挥了：“‘浑沌’就是造化初境，倏、忽为‘浑沌’凿出七窍，意味着人类脱离动物界后，开始了打破造化初境之后永无止境的文化过程。造化初境‘浑沌’是一切人类文化得以展开的终极起点。”

以此为转折点，张氏进一步发明了一系列概念来阐述它。“全部庄学，均属造化初境之后，主张超越性复归造化初境的‘文化’。不理解‘浑沌’寓言，就不可能读通‘内七篇’，连一字一词的正确理解都不可能，遑论每句每篇。”因此他声辩庄子从未主张人类文化简单退回造化初境，有人攻击庄子反对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受郭象误导所致。因此，文化小境、文化大境、文化至境以及顺道的或悖道的文化小境、文化大境云云，都是基于造化初境而言并以此为检测标准：“文化小境、文化大境无论顺道、悖道，都必须通过文化反思剔除悖道成分，转为顺道的文化小境、文化大境。顺道的文化小境、文化大境，必须通过文化反思致无其知、知其无知，继续超越性地顺道前行，抵达‘至知无知’的文化至境。倘若没有文化反思，压制文化反思，文化小境、文化大境就会自居尽窥天道之全部，从而以悖道自居顺道，最终以伪道僭代真道，把整个社会置于伪道统治一切的悖道绝境之中。”因此，张氏指出“造化初境”的“无知”之“无”训“没有”，“文化至境”的“无知”之“无”，训“致无”。这就是说，“造化初境”是一种原始的理想状态，即“虚无”与“道”的地方，是开始的开始，也即《说文解字》解释的“通于元者，虚无道也”，不然就无所谓“超越性回归造化初境的‘文化’”。

因为超越性的关系，每一次的超越性回归，势必就有不同开始的开始，然后才能构成“螺旋式”上升，而从张氏义理来看，他的“开始的开始”主要通过“文化反思”，冀望这种反思既能让悖道文化走上顺道文化的轨道，又能让顺道文化沿着“致无其知”的轨道向文化至境跃进。但由什么来保证，也即在什么情况下由何人来保证这种反思的正当性和可能性，张氏似乎缺乏必要的论证。以“远离庙堂、逍遥江湖的间世异人”陶渊明、李笠翁、金圣叹、曹雪芹和“身在庙堂、心在江湖的文化巨人”司马迁、嵇叔夜、阮嗣宗、李太白、苏东坡等以及“百行诸业的无数能工巧匠、江湖豪杰”为例，只能说明他们创造了“绚烂璀璨的中国古典文化”，以及后轴心时代的文化巨人不断地从庄子那里得到丰富的精神养料，而庄子精神也同时得到不断发扬光大，却无法证明悖道文化何时得到反思并矫正、顺道文化是否可以得以“致无”跃进。

能够证明的只有：“一个民族选择怎样的独特哲学，按照怎样的独特思想范式建构其文化，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形态、特质和标高。幸运的是，古典中国的江湖顺道文化选择了庄学作为范式。然而不幸的是，古典中国的庙堂悖道文化选择了儒学作为范式。由于儒学得到专制庙堂力挺，庄学在与其长期博弈中，表面上始终处于下风，尽管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另外能够证明的是，西晋嵇康阮籍到东晋陶渊明，到唐代李太白，到宋代苏东坡，到明代刘伯温，到清代金圣叹，到民国章太炎，到当下的张远山，一代又一代的遗风，总有相传的传人，“嵇康被诛是庄学奥义被庙堂终极敌视的标志性事件……像嵇康一样公开被诛的金圣叹，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极赞《庄子》是‘天下第一奇书’。”幸运的只是，而今张氏彻底弘扬“新庄学”，不仅无需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除了能让人深切感受到：“古典中国文化巨人，无不洞悉庄学奥义，无不视《庄子》为至爱秘笈，因为《庄子》是专制时代渴望自由的士子唯一的灵魂圣地和精神氧吧。除了《庄子》，找不到另外一部曾被所有大诗人、大画家引用过的先秦子书。因此士子们宁作违心之论，也不愿专制庙堂剿灭《庄子》。直言《庄子》之实质，必被他们视为可耻的告密。这一中国文化的最大秘密，竟然被他们无比默契地集体保守了两千年之久。”就是“愿意真心诚意感谢郭象”，尽管“一千七百年来，郭象蒙骗、愚弄了无数读庄者、治庄者、爱庄者、批庄者”，然而“因为郭象的篡改曲解，无意之中为很难躲过专制庙堂剿灭的《庄子》涂上一层完美保护色，护送它安全穿越了漫长的中华帝国史”。

然而，张氏义理内部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紧张，由于对庄学义理的杰出解释，如“‘游’意为‘乘物以游心’。身形游于六合之内，‘乘物’保身，自‘逍’己德，是为庄学俗谛；德心游于六合之外，‘游心’葆德，‘遥’达彼道，是为庄学真谛。真俗二谛圆融，笃守天道‘环中’，‘缘督以为经’，是为庄学‘间世’义理。”其为道顺序乃先明“庄学四境”，兼明“庄学三义”，也即《逍遥游》之后“六篇”广泛运用“庄学四境”，逐一展开“庄学三义”。其间庄学真谛之排斥所有“成心”的“寓诸庸”状态和庄学俗谛之“心斋”的“坐忘”境界，显然是庄学义理的重要核心，因为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的双重残酷与无道，修心悟道，因应外境无疑是一种极为高妙的人生哲学。与此同时，“天道绝对”的绝对精神，更多时候是一种“精神实体”，却很难是一种“物质实体”。这样一来，张氏义理的文化反思的实体化，就只能是在“文化巨人”以及“能工巧匠”、“江湖豪杰”上头用心，却难以在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等众多领域努力，从而“庙堂”就永远可能是“庙堂”，“江湖”也永远可能就是“江湖”。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惨重而严酷的现实和历史只能永远地恶性循环下去。事实上，“庙堂”与“江湖”的二元对立是中国人生存的巨大悲剧，如何寻找现代的破解方案显然还需要我们加倍努力。当然，从张氏义理本身的角度讲也许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