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序 正本清源，天道绝对（2）

现在可以顺便回答我写《庄子奥义》评论时一些朋友提出的对张氏的两个疑问。一是如何证明庄子本人所作只有“内七篇”呢，二是张氏其实延续的仍是“古史辨”遗绪。要说张氏有“疑经谤圣”的“嫌疑”，其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自晚清今文学家提出了‘新学伪经’的说法以后，许多古书像《左传》、《周礼》甚至于《史记》、《汉书》都有了刘歆作伪和窜入的嫌疑……”，在发明真相方面，张氏似乎确实形似，比如他自己也说，“古史辨”把《列子》伪书“捉拿归案”，他把郭象版《庄子》作伪“捉拿归案”等等。然而，张氏并没有像顾颉刚那样刻意强调史学的时代性问题，比如不同年代和时期的孔子形象等，更多强调的只是“层累的造伪”问题，其不但反对用治经的方法治子，而且治史的方法也是用来进一步完善其“自坚其说”。因此他的治学风格乃至行文风格，确实酷似章太炎及其弟子，清峻通脱，说理透彻，乃至壁立千仞的学术精神。至于庄子本人著作仅有“内七篇”，晚清以降所分歧者大多是对庄学义理的解释，对“内七篇”本身似乎争论不多，即便流行一时的当代道家研究专家陈鼓应，在《老庄新论》中所解读的庄子也一样是“内七篇”，当年章太炎的《齐物论释》甚至特别突出的还只是庄子所作“内七篇”中之一篇。张氏之重视庄学义理已无须强调，颇有意味的是，他指出：“旧庄学倾力考订讹误，饾饤训诂个别字词，目的仅仅是加固儒学曲说，强化郭象义理，无不越考证越糊涂，越训诂越遮蔽。歧义纷出的旧庄学，添乱作用大于学术价值，把庄学越埋越深，使阅读越来越难”，即便值得一提的民国学人刘文典和台湾学人王叔岷两位考订大家，他们的考订以及解释也不能使张氏满意，理由就是“颇具儒学成心，因此文字考订疏漏尚多”、“均不明庄学真义”等，闻一多、关锋、陈鼓应的考订情形道理相同，“根本原因是没想到郭象竟敢篡改《庄子》”——然而，为了彰显庄学真貌和真义，张氏甚至进入更大范围的校勘训诂，不用说《庄子复原本注译》的版本考订即已完全回答了有朋友关于“内七篇”的疑问，比如张氏在该著序言一开始就说：“庄子所撰‘内七篇’，仅有庄殁以前史实，无一庄殁以后史实。弟子蔺且、再传弟子魏牟等撰‘外篇二十二’多有庄殁以后事实，无一魏殁以后史实。”而新近出版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更是以编年史的方式，进一步坐实了种种论证。

这就涉及整个浩大的张氏“新庄学工程”。在《庄子奥义》的绪论中，张氏即已指出：“若不恢复原文并纠正错误断句，就难以用不合‘内七篇’义理来驳诘其曲解。但要纠正一处篡改或误断，牵涉极繁，论证更难。即有知者，面对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权威谬见，也视为畏途。”事实的确如此，光是《庄子复原本注译》的巨大工程，不知得让当下多少英雄气短？！因为难度，也因为广度和深度，很难全面呈现张氏考订的精准独到的学术风采，这里仅举其对郭象版、魏牟版和刘安版庄子本的异同考订校勘为例，也暂且不论其考证结果的石破天惊，如“成书于西晋的郭象版删改本，是今日唯一的《庄子》传本。本书复原的早于郭象版的两种庄子版本：成书于战国的魏牟版初始本，此前无人知其存在；成书于西汉的刘安版大全本，此前无人确知编纂者”，就说他的版本考证的“泰山不移”。

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是重中之重，除了排比史料，考辨正误，梳理魏牟生平之外，魏牟版《庄子》张氏的史料根据是：“魏牟以后的战国末年，钞引《庄子》初始本最多的是《荀子》、《韩非子》、《吕览》。刘安以前的西汉初年，钞引《庄子》初始本最多的是贾谊二赋、《韩诗外传》。先秦三子、汉初二子钞引之例，是考定《庄子》初始本之成书时间及篇目构成的基本依据。”之后他例举先秦三子和汉初二子的各自文本，与《庄子》初始文本的若干思想比照分析，或明斥、隐斥或明钞、暗引、化用的史实，以及庄前史实和庄后史实、魏前史实和魏后史实等等，“通过综合考量所涉不同史实、著录庄事庄言、文本结构差异、有无寓言卮言、有无动植物、仿拟内篇水准、偏离内篇义理等等各项……”，得出“外篇二十二”可分三组的结论，第一组五篇：《寓言》、《山木》、《达生》、《至乐》、《曹商》，当属弟子蔺且所撰；第二组十三篇：《秋水》、《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管仲》、《则阳》、《外物》、《让王》、《盗跖》、《列御寇》、《天下》、《惠施》，当属再传弟子魏牟所撰；第三组四篇：《宇泰定》、《胠箧》、《天地》、《天运》，当属其他弟子、再传弟子所撰。

魏牟版初始本《庄子》确实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之后的刘安版大全本篇目考，就为郭象版的删改本《庄子》找到了直接证据。“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全部保留魏牟版《庄子》初始本。对于魏牟版‘内篇七’，不增不减。对于魏牟版‘外篇二十二’，则增补慕庄后学所撰、符合刘安特殊政治意图的六篇《骈拇》、《马蹄》、《刻意》、《缮性》、《在宥》、《天道》，变成刘安版‘外篇二十八’。又创设魏牟版没有的‘杂篇’，收入慕庄后学所撰《说剑》、《渔父》等十四篇，新增刘安版‘杂篇十四’。”由于刘安的特殊政治身份，张氏破除历史迷雾，去除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障蔽，如“稍后于刘安的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稍后于司马迁的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曰：‘《庄子》五十二篇，宋之蒙人。’司马迁、刘向父子均曾寓目刘安编纂的《庄子》大全本、刘安撰著《淮南子》，未必不知《庄子》五十二篇之‘解说三’又见《淮南子外篇》，未必不知‘解说三’必为刘安所撰。或许因为刘安被汉武帝诬以谋反而自杀，导致刘安编纂《庄子》大全本成了不宜提及的政治禁忌，因此司马迁才不得不含糊其辞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刘向父子才不得不含糊其辞曰‘《庄子》五十二篇，宋之蒙人。’”而相关话语障蔽一得破解，“内外杂”篇划分始于何时何人的问题也就得到有力的回答。张氏的考订之细密，论证之详尽，还可参阅其《余论：〈庄子〉佚文概览》以及附录六篇中的分类参照表，当然最重要的体现还是具体的复原本在中国“庄学研究史”基础上的“校注”、“辨析”和“今译”，尤其是每篇的“题解”以及“附论”，鞭辟入里而又提纲挈领，真的不由你不击节。

也许就像庞朴所说的那样，用汉学的方法来解决宋学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音韵、训诂、文字等考据方法，来分析典籍文献，进而为研究心性、天道、政治、经济等义理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不同者，即如上述指出的“客观之学”之发明真相与“主观之学”之自坚其说，庞朴厚积薄发所从事的基本是前者，张氏厚积厚发所坚持的则是后者，当代中国有此学术功夫者仅寥寥数人矣！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张氏义理阐释的体系性倒转的“自坚其说”问题。也许需要重新强调张氏解读庄子的一对关键词：庙堂与江湖。其既可能出于庄子本人对生存秩序的最高理想，也可能出于庄子哲学在中华2132年的君主专制史里的变相流传以及“庙堂话语”的重重覆盖，张氏由此给了自己比“古史辨”更为艰巨的任务：还庄子话语真相和庄子精神的本来面目，并对庄子义理做出重新解释。这里无需重复张氏关于庄子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流布篡改以及唐宋以降治庄后儒们的层累造伪的考察，乃至被神仙家们拼凑加工《列子》、歪曲利用《老子》、《庄子》成为专制庙堂服务的工具的过程，而单就“庄学四境”的重新发明，即已完全颠覆了郭象义理，笔者关心的是：“庄学四境”的建构与解构，张氏究竟如何通过“周而复始”而又能够“螺旋式”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