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序 正本清源，天道绝对（1）

我曾经在评论《庄子奥义》时直指出张氏之学术精神与章氏一脉相承，现在必须进一步指出其在“自坚其说”方面，比之章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是“发明真相”还是“自坚其说”，无论是庄学义理阐发还是张氏义理的进一步发扬，无论是“天道绝对”的终极建构还是“人间秩序”的终极解构，笔者均可负责任地说，张氏“新庄学工程”三书不仅集中国文史哲之大成，而且确实为中华学术发展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典范。换句话说，张氏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大学者，更是当代中国“新庄学”研究之第一人，一如《齐物论》中所说：“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坦率地说，张远山的“庄学三书”一开始就抓住了中国哲学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就是“天道绝对”。许多学者谈论西方的“逻各斯”传统和中国的“道论”传统时，却不能意识西方的逻各斯传统在不同时期造就了无数的大师级人物，而中国的“道论”传统其实却在不断地萎缩，直至最后只能感叹“一代不如一代”。

若论根本原因，恐怕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问题在于，“道术将为天下裂”究竟是“哲学的突破”还是“思想的倒退”呢？这在当下中国学界其实纠结重重：一方面我们不断欢呼先秦“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另一方面又要继续去论证“三代之治”尤其是西周的“公天下”的合理性。后者如果真的那么合理，所谓“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乃至当下的体制化学术，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如果是前者确实值得欢呼，就像许多学者或根据雅斯贝尔斯或帕森斯或韦伯等所论证的那样，那是思想轴心时代所出现的一场精神觉醒运动，这才是后辈学者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我想同意后者的应该占多数。

然而，不管是“道术将为天下裂”抑或“哲学的突破”，均关系到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发展的根本。因此何为“真道”，就不仅仍是困惑中国学界的问题，而且是个需要不断重思的问题。估计张远山一开始也便是由于困惑，之后为了正本清源，张氏之决绝，上下求索之壁立千仞，迥异于当下诸多学人的浅尝辄止而又喋喋不休。当然，即便张氏本人，对“天道绝对”的认知，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移步换形，并步步为营，从《庄子奥义》到《庄子复原本注译》循序渐进，直至眼下的《相忘于江湖：庄子与战国时代》出版，其“无待之待”的“遥达”终臻完备。

在《庄子奥义》里，张氏对“逍遥游”的“逍遥”二字的解释，基本还是出于“自由”的认知：心灵的自由，基于对“道”的体悟；身体的自由，则是对“道”的顺从。并指出“逍遥”对“无为”的重大突破，就是“无待”。这一点跟晚清以降学者乃至当代陈鼓应对“逍遥”的理解距离其实不远，后者甚至干脆以为：“《逍遥游》提供了一个心灵世界——一个广阔无边的心灵世界；提供了一个辽阔无比的精神空间。”也即“精神”由大解放而得到大自由。特别醒目的倒是，张远山一开始即突出强调了“道”的至高地位，而这又是他跟所有解庄者逐渐拉开距离的最突出标志。这很重要，其意味着并非仅为精神自由，更是一种精神实体。另外需要特别指出，对所有解庄者所据郭象版庄子的谬解之断然拒斥，是熟悉张氏“新庄学”的人都一目了然的，但是，能够真正把握到他的理论内发动力即由此生发，并确实意识到由此产生的颠覆力量和勇气，可能需要对他“新庄学工程”的深入解读方能领会得到。如：“‘逍遥’是庄学核心名相，因此冠名‘内七篇’之首。郭象谬解‘逍遥’为‘自得’，‘自得’谬说贯穿郭注始终。唐人成玄英以降，治庄者喋喋不休地蹈袭‘自得’谬说，连局部驳斥郭象者也无例外。然而庄子从未说过‘自得’，而是一再重言‘不自得’。”因为得乃“道”所分施，所以“至德不德”，等等。

假如说《庄子奥义》奠定了张氏“新庄学”义理的基础和框架，《庄子复原本注译》则对“新庄学”义理做详尽而全面的阐释和进一步拓深。尤为重要的是，“天道绝对”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并逐步体现在复原注译的每一篇的“题解”和“附录”之中。仍以“逍遥游”解读为例，在复原本里其甚至开宗明义：“‘逍’训消隐，意为自‘逍’己德。‘德’为‘道’施，故宜永葆。‘德’低于‘道’，不可自矜，不可外荡外显，而当自‘逍’。……‘遥’，训趋赴，意为‘遥’达彼道。‘遥’达彼道，信仰天道，以客观天道为宇宙至高存在，永不自矜尽知天道。天道只能不断趋近，不能终极达致，因为‘无极之外复无极’。”这样，把“逍遥”解释为“自由”就被进一步解释为对“天道绝对”的认知，不仅如此，他甚至把严复当年还有点朦胧的意识明晰化乃至体系化了。颇有意味的是，历来以为庄子哲学具有解构性特征——比如陈鼓应以为“逍遥游”还有重估价值的意义，其明显受到尼采观念的影响；庞朴则说：儒家理论都是建构性的，而道家的观点都是解构性的。儒家想尽一切办法来进行建构，而道家却一个劲儿地消解儒家构筑的东西——在张氏力图体系化的重新解释当中，倒具有相当程度的建构性了。

这实在是种理论倒转，而且这种倒转的气魄表面上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其精神内核和理论深层却是为了把“天道绝对”彻底地彰显出来。甚至还不仅仅是理论勇气的问题，更是学术功力能否胜任的问题。假如我们对当年章太炎与胡适关于治经治子之间的纠结争论还有印象，一定记得章氏的治经治子经过校勘训诂这一最初门径后必须各有所主的主张，所谓治经乃“客观之学”治子是“主观之学”，后者讲求的是“自坚其说”云云。我曾经在评论《庄子奥义》时直指出张氏之学术精神与章氏一脉相承，现在必须进一步指出其在“自坚其说”方面，比之章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诸如“庄学四境”、“庄学三义”、“道术九阶”、“庄学至人”等等，其间术语、概念、范畴均来自张氏的全新创作。这种创作肯定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而是通过对庄子文本的细读归纳出来的，最典型的是《庄子奥义》中“余论一”所展示的“庄学奥义的全息结构”，不仅可以让人领会到文本细读的功夫，而且其归纳之全面之细致确实让人叹为观止。如他为了归纳的方便，甚至绘制出十几张图表：除了“内七篇”的篇名结构表和单篇结构表之外，“庄学四境的动植象征系统”、“庄学四境的排行隐喻系统”、“‘内七篇’角色四境表”、“寓言六式”等，最后干脆把“内七篇”庄学义理用一幅“南溟吊诡图”做立体展示。而所有这些图示和展示，并非毫无根据的猜想，最有力的根据就是庄门弟子为“内七篇”所撰的一篇序和一篇跋。

“寓言”篇中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钧。”“天下”篇中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蔓延，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张氏的重新解释以及相关图表制作便是以此为根据，并由此出发也由此复归的。也就是说，“新庄学”的重新解释，首先必须彻底面对的是“庄学三言”，张氏概括的是其既对庄学之敌构成“拼图障碍”，同时又为“庄学之友”所设的“拼图提示”，他说：“晦藏其旨的寓言，暗示支离其言的卮言之奥义。支离其言的卮言，点破晦藏其旨的寓言之奥义。变文转辞的重言，确证卮言的支离之义，确证寓言的晦藏之旨。”张氏在“庄学三言”的破解上所花的巨大心力，历代解庄者确实少有人能比。与此同时，为了颠覆“郭注成疏”千百年来形成的“旧庄学”话语的重重障蔽，也即把被“郭注成疏”完全颠倒了的庄学真貌与话语真相重新颠倒过来，更是特别严峻考验了张氏的校勘训诂的传统国学功夫和功力，而《庄子复原本注译》三册，便集中体现了张氏这种国人荒疏已久而他居然驾轻就熟的功夫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