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大礼议”中的君臣角力（一）

身世存疑的武宗

明代诸多皇帝的身世都存有谜团，朱棣自称是马皇后所生，明英宗可能是宫女汪氏所生，而孝宗、神宗、光宗虽然都可以确定是宫女所生，但身世也都不同寻常。李洵根据明代史籍指出，武宗可能是一位宫女所生，而非张皇后所生。

明代文人陈洪谟《治世余闻》记载，有一天，翰林院编修王瓒在完成经筵日讲的授课之后，从左顺门出来，看到宦官们抬着一位女人，用红毯裹着，进入浣衣局，在路过左顺门的时候，两旁的守卫，“俱起立迎入，待之异常”。几天之后，刑部审理了一项案件，有一个叫郑旺的人，说自己的女儿几年前被选入掖庭，“近闻生有皇子，见在太后宫内依住”。郑旺每年都拿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托西华门宦官刘林送到宫里去，宫里的宫女黄女儿，也会从里面拿些衣服针线送还给郑旺。郑旺回家之后便到处夸耀，被人称作“郑皇亲”，“京城内外，人争趋附，已二三年矣”。后来，郑旺等三人被拿获，孝宗亲自批决，刘林被判斩刑，黄女儿被送到浣衣局，但对于郑旺的处理，只是十分轻描淡写地批复道“已发落了”。过了几年，孝宗去世，武宗继位，大赦天下，郑旺便被释放了出来。在陈洪谟看来，作为主犯，郑旺应该获罪最重，这一不合情理的判决，“盖亦意有在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指出孝宗的皇后张氏御夫甚严，“六宫俱不得进御”。郑旺出身于武城卫军户，他的女儿叫郑金莲，是通过一个名叫高通政的人送入宫中，后来郑金莲生下的皇子被送到周太后处抚养。

无论身世如何，明武宗朱厚照都是明代一位个性奇特的皇帝。他从小就十分聪颖好玩，长大后，仍然不喜被约束。即位后，面对文官集团的集体弹劾，朱厚照仍然袒护他的八名宦官玩伴，为此不惜与文官集团决裂。武宗不仅在紫禁城旁另开“豹房”，沉湎戏乐，而且还北上九边，南下扬州；不仅曾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而且先后宠幸乐工刘氏、孕妇马氏。在明代所有皇帝中，武宗生活得最为洒脱自在。登基16年后，武宗在一次回京的途中，因为跌落河中，着凉受惊，回到北京便去世了，年仅30岁。

“看家”阁臣杨廷和

武宗到处游玩，但朝政仍然得以维持，是因为他对于权力进行了合理的分配和掌控。虽然他非常信任与他一起玩乐的宦官、佞幸，但仍然十分看重内阁。而最受他倚重的阁臣，是他在东宫时期的授业恩师杨廷和。

杨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杨廷和的科举之路十分顺利，12岁时就在乡试中中举，成化十四年，杨廷和19岁时，便得中进士。杨廷和步入仕途后，首先考取翰林院庶吉士，期满后被授翰林院检讨一职。杨廷和在入仕之初，便被纳入了翰林官这一强势特权群体，从而踏上了通往内阁的快捷通道。弘治年间，杨廷和便由于身为翰林官员的缘故，获得了仕途生涯中的第一次政治机遇——充任朱厚照的东宫讲读官员。内阁委派他充任此职位，反映出有意将他作为未来的内阁接班人而进行培养。杨廷和也因这段经历常以潜邸旧臣自居，“但私窃自念廷和朝廷春宫旧臣，蒙眷知最久”。

武宗初即位，杨廷和便尝到了身为东宫旧僚的甜头，不仅与其他东宫旧僚一同获得了升迁，而且与部分东宫旧僚一同继续讲授经筵日讲。这有助于继续维持与皇帝的私人关系，故而对杨廷和来讲，又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机遇。至此，杨廷和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已经为进入内阁做好了准备。

但等待入阁的杨廷和，遭遇了仕途中第一次巨大打击。他弹劾当权的宦官刘瑾，刘瑾为报复杨廷和，把他改任为南京吏部左侍郎，这等于外放杨廷和担任闲职，杨廷和的政治生命似乎就此戛然而止。但很快，武宗便发现身旁缺少了自东宫时便为之授书的恩师，于是问道：“杨学士何不在？”得知杨廷和在南京后，武宗立刻下令把他召回北京，并让他进入内阁。入阁之后，杨廷和成为武宗最为倚重和信任的文官，武宗每次出门，都命杨廷和负责处理朝政日常事务，甚至亲切地对他说“好生看家”，这让杨廷和十分感动。有了杨廷和料理朝政，武宗才能在外自在地游玩，而杨廷和也借此在朝廷之中确立了自己的威势。

“继统”还是“继嗣”

武宗去世前，同样将未来朝局交付给了内阁：“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武宗去世后，杨廷和用计除掉了佞幸群体中握有兵权的江彬，剪除了与之交结的众多文官，从而掌控了朝政大局，成为文官集团的首领。至此，明朝政局虽然波澜起伏，但仍维持着相对的平静。

由于武宗没有子嗣，也没有亲兄弟，张太后和杨廷和选择武宗的堂弟——宪宗之孙、就藩于湖北安陆的兴献王世子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两年前已经去世，时年14岁的朱厚熜负责处理本藩事务。接到诏书之后，朱厚熜赴京北上。但赴京途中，围绕对于武宗遗诏的解读，朱厚熜与正德旧人一方，开始产生分歧。武宗遗诏如此写道：

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君临天下。

朱厚熜对于遗诏的理解，是让他来继承武宗的皇统。但是到了良乡，礼部员外郎杨应魁向朱厚熜呈上由杨廷和拟定的礼仪状，让朱厚熜以孝宗过继儿子的身份，依照皇太子即位礼的程序，从皇城东门的东安门进入，入居皇太子居住的文华殿，次日，由百官三上劝进礼之后，再由张太后颁布令旨，而后再选择吉日即位。

对此，朱厚熜并不赞同。朱厚熜决定按照继承武宗皇统的仪式，由皇城正门的大明门直接进入。朱厚熜和正德旧人于是开始了第一次政治斗争。鉴于双方僵持不下，而朱厚熜即位称帝的形势已经无法逆转，张太后只能表示妥协，采取朱厚熜提出的方案。朱厚熜进入大明门之后，便直接登基为帝，是为明世宗。

世宗借助这次斗争，无疑在入京之初，便给了正德旧人一个下马威，告诫他们自己虽然年轻，但是是一个不好惹、有主见的皇帝。

同样的宗法，不同的理解

继嗣还是继统的争执，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似乎只是一种表面的礼仪形式，到最后无论采用哪种说法，结果都是世宗登基，继承皇位，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不过，这种看法是身处宗法制度已经瓦解的现代社会的我们，与古代社会的一种隔膜。

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是由具有共同血缘的群体结合而成的，部落内部的权力运行，遵循着血缘机制，部落酋长由祖先的直系后裔担任。伴随经济的发展，不同血缘的群体开始聚合起来，虽然社会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权力机制仍然延续了此前血缘关系的模式，不同群体逐渐附会出共同的祖先。在向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有的文明在社会机制上，呈现了从血缘向地缘的突破，比如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但大多数文明都仍然延续了传统的血缘机制，比如三代时期的中国，血缘机制不仅没有丧失，反而与政治体制密切结合起来，这便是所谓的宗法制度。

事实上，文明一直没有断裂的中国，无论社会秩序还是政治规则，都体现出依照最为传统的血缘关系及其所衍生出的宗法制度进行运转的基本特征。每个人都在宗法制度中获取相应的社会身份，乃至政治权力。相应地，宗法制度就是传统中国的基本规则。在宗法制度下，国家权力便依照血缘关系进行分配。

只不过在古代中国，同样是宗法制度，理解却可以因人而异。世宗与正德旧人在继统、继嗣问题上的争执就是如此。在正德旧人看来，皇统世系本来是在孝宗一系，孝宗传位于武宗，武宗由于没有子嗣，皇统世系由此中断，需要找人过继给孝宗，从而采取兄终弟及的原则，继承皇统。但世宗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皇统本来在宪宗一系，既然孝宗一系已经中断，便应该转移到兴献王这一系，因此他根本不用过继给孝宗，而是按照血缘较近的原则，直接继承皇统。继嗣还是继统，关系着世宗以什么身份继承皇位，采取何种礼仪登上皇位，以及他与前朝政权的继承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按照正德旧人的观念，皇统世系本来属于孝宗，孝宗为大宗；世宗所属兴献王一系，只是藩王，属于小宗。因此，世宗需要过继给孝宗和张太后，实现他从小宗到大宗的跨越，在尊崇张太后为母，延续自孝宗以来的朝廷制度的前提下，才能继承皇位。按照这一观念，世宗继承帝位，需要在身份上放弃他原有的支系，在政治上嵌入孝宗以来的政治体系。如果世宗接受了这一安排，便意味着他成为正德旧人控制下的一个政治工具，从此淹没在他们的汪洋大海中。事实上，内阁最初拟定的新年号“绍治”，意思就是继承孝宗弘治朝政，已将正德旧人的这一想法表露得淋漓尽致。

但杨廷和众人的失误在于他们并未将“先继嗣，后继统”这一概念在武宗的遗诏之中界定清楚（武宗的遗诏实出自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之手）。这便给世宗坚持自身世系，摆脱正德旧人的控制提供了可能。世宗为了建立自身独立的政治地位，在与正德旧人的政治斗争中掌握主动权，竭力坚持自己本身便具有即位的政治合法性，是过来继统而非继嗣的，因此也不必延续自孝宗以来的政治传统，而是可以另起炉灶，开创新局。世宗把年号改为“嘉靖”，便鲜明地反映出他的这种政治心理。

“大礼议”之争

即位仪式的争执，并非结束，而是开始。世宗决定追崇他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为帝，通过给其父确立帝位名分的方法，完全确立自己在朝廷之中独立的合法性，从而摆脱正德旧人的控制，开辟出由自己主宰和控制的朝政新局。对于世宗的这一主张，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与世宗及支持他的为数甚少的文武官员，形成持久而严重的政治冲突。由于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追崇兴献王的名号并制订相应的礼仪，因此史称“大礼议”。

即位之后的第五天，朱厚熜便命官员制订崇祀兴献王的礼仪。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杨廷和指出应按照历史上西汉定陶王、北宋濮王的故事，制订相关礼仪。汉成帝刘骜由于多年无子，将定陶王刘康的儿子刘欣过继过来，立为皇太子。成帝去世之后，刘欣继位为帝，是为汉哀帝。汉哀帝后来追崇刘康为恭皇。宋仁宗赵祯多年无子，将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改名赵曙，过继为子。仁宗去世之后，赵曙继位为帝，是为宋英宗。宋英宗为追崇生父，引发了朝廷之中巨大的政治争论，虽然如愿获得了追崇生父为“皇”的舆论支持，但最终并未实行，此事史称“濮议之争”。而这两件事的共同点是，汉哀帝的生父和宋英宗的生父均只是被追为“皇”而非“皇帝”，这代表汉哀帝和宋英宗二人仍在法统上自认是继先前皇帝之嗣。

杨廷和标榜这两个典故，立场十分清楚，那便是仍将世宗入即帝位，视作继孝宗之嗣。以他为首的文官集团，从而提出世宗应尊孝宗为皇考，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不过事实上，杨廷和这一主张存在巨大的漏洞。那便是汉哀帝、宋英宗的即位方式，与世宗的完全不同。无论汉哀帝还是宋英宗，都是在汉成帝、宋仁宗在世之时，已经完整地履行了过继、建储仪式。因此，先继嗣、后继统，毫无问题。但世宗与孝宗之间并不曾真正建立过继关系，二人之间所谓的过继关系，是杨廷和从世宗入即帝位的角度，进行的追溯认定。这不仅与汉、宋两朝故事不同，而且也与古代社会一般意义上的过继程序有所偏差。不仅如此，兴献王只有世宗一个儿子，为了在世宗过继给孝宗同时让兴献王也不断后，杨廷和又从别的藩王那里，追溯过继给兴献王一位继子。这种复杂的操作，不仅没有考虑到世宗对于亲生父母的感情，而且也造成了不同支系之间的混乱。这无疑让世宗难以接受，斥责道：“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

面对世宗的质问，杨廷和众人将当时奉为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作为议礼的依据。作为程朱理学的开创人之一，程颐曾经撰写过《濮议》，反对宋英宗追崇生父的主张。杨廷和众人鉴于这一主张契合于自己的立场，于是劝导世宗遵守圣人关于宗法制度的解释。对于杨廷和的立场，世宗并不认同，仍命群臣再议。从四月到七月，世宗君臣之间围绕这一问题反复较量，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进来，都站在杨廷和一边，劝谏世宗应抛去私情，感念获得皇位之恩，遵照已经确立的皇统世系，不要节外生枝。

正德旧人如此坚定而一致的立场，除了尊奉程朱理学的观念之外，还有现实政治的考虑。孝宗勤政有为，重用文官，弘治一朝被称作“中兴盛世”。武宗却充满主见，信任宦官、佞幸，文官集团惨遭打压。正德旧人不愿再看到正德乱世的重演，鉴于世宗颇有主见，又十分年轻，与武宗有些类似，从而打算在一开始便通过采取举朝重压的方式，迫使世宗同意继嗣，谨守弘治时期的朝廷制度，成为收敛个性、遵守规范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