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河套危机与长城时代（二）

边墙争议

除了大规模举兵“搜套”，第二种解决方案是主张在榆林构建长城防御体系。主张这一方案的，是中央管理财政的户部官员，以及负责西北社会安定的延绥镇巡抚、陕西巡抚。与兵部官员追求建立军功不同，户部官员、巡抚分别担负着平衡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责，连年的“搜套”战争给上到中央、下到西北地方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因此，这两种政治势力成为“搜套”战争的最大反对者。作为“搜套”的替代方案，西北巡抚提出修筑边墙，将之与已有营堡相结合，从而构建长城防御体系。

成化六年三月，延绥镇巡抚王锐首次提出在榆林边界地区修筑“边墙”，宪宗对此表示赞同。这一方案是榆林“大边长城”的最早蓝图。但这一计划并未实行，原因是兵部主持的“搜套”正在举行，不愿其他方案中途扰乱。

不久后，由于“搜套”行动导致陕西财政危机和社会动荡，陕西巡抚马文升指出“搜套”效果很差，“道途辽远，军未集而虏已去，徒费供亿，无益于事”，因此应采取防御方式解决河套危机。但与延绥镇巡抚王锐重点关注榆林边境防务不同，马文升作为陕西巡抚，更为关注榆林的纵深防御，主张通过堵截，阻止蒙古军队进入陕西腹里。他提出先在白于山地区，利用当地地形和北宋时期的堡寨，构建包括墙垣、城堡、墩台在内的榆林内地长城防御体系。而修筑工程所需的人力，马文升提出可以用当地“土兵”。可见，马文升可能吸取了王锐提出修筑“大边长城”被兵部阻挠的教训，不与“搜套”方案直接碰撞，改而提出在陕北腹里修筑“二边长城”，以较低成本，依托白于山地形和前朝旧迹，利用榆林“土兵”而不是参加“搜套”的正规军，铲山筑墙、修复城池。但他的这一建议同样未能实施。

成化七年七月，新任延绥镇巡抚余子俊在马文升之后再次上奏，请求修筑“二边长城”。余子俊同样为避免与“搜套”方案相冲突，甚至更退一步，主张用民众修筑长城，并将工期缩短。对于西北巡抚的边墙方案，兵部一直拒绝，但因延绥镇巡抚、陕西巡抚连番提出这一议案，为缓解舆论压力，兵部统一给出解释，指出王锐所倡“大边长城”修筑方案，在平坦沙漠上修筑边墙，不仅容易倾塌，而且容易遭受蒙古骑兵的大规模冲击，因此不宜修筑；马文升、余子俊主张的“凿山设险”，会劳役民众，应当在“搜套”成功之后，以榆林正规军队为主，并由当地民兵协助，修筑完成。对于兵部的立场，宪宗表示了尊重：“设险守边，兴工动众，当审度民力。姑缓之。”于是榆林边墙方案再次搁浅。

榆林长城

成化八年，余子俊再次执着地提交“二边长城”修筑提案。这次，他首先攻击兵部主持的“搜套”行动不但劳而无功，而且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导致叛乱的发生，主张不如将“搜套”军队调回，修筑“二边长城”。

在政治舆论普遍反对“搜套”的背景下，宪宗派遣吏部右侍郎叶盛前往西北，实地察看到底哪种方案更好。白圭觉察到宪宗对于“搜套”的态度有了变化，故在叶盛回朝之前，主张立即开展“搜套”，但宪宗并未接受。

与此同时，包括镇守太监张遐、总兵官许宁、巡抚余子俊在内的延绥镇官员也发现宪宗态度出现变化，开始联合起来，请求暂停“搜套”，将军队调回。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负责“搜套”的官员王越也加入了进来，他指出：“士卒衣装尽坏，马死过半。请如前罢遣休息，令治装听调。”王越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搜套”长期无果，他自己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三月，叶盛到达榆林之后，认识到明军在现有战斗力、后勤补给状况下，与鞑靼作战存在很大风险，应首先加强防御，从而与“搜套”官员代表王越、延绥镇代表余子俊联合上奏，一致主张借助陕西、山西民力，修筑“二边长城”。对于这次更大规模的边墙动议，白圭仍持反对态度，主张“搜套”成功之后，才能修筑边墙。

当月，继联名请求修筑边墙之后，叶盛与“搜套”官员王越再次联名上奏，以河套地理旷远为由，请求停止“搜套”，将“搜套”兵力分驻于榆林各营堡。九月，余子俊也再次上奏，认为“今山陕之间，旱雹所伤，秋成甚薄……财力困穷，人思逃窜”，因而请求尽速“铲削边山”，修筑边墙。

对此，白圭仍表示反对，他的意见是如果鞑靼能够出套入贡，便可以考虑修筑边墙。但宪宗对于西北危机已急不可耐了，直接说道：“修筑边墙，乃经久之策，可速令处治。虏酋如不来入贡，亦不必遣人招之。”也就是说不管鞑靼是否出套入贡，明军是否仍需“搜套”，都必须尽快修筑边墙。

令白圭意想不到的是，“搜套”总兵官赵辅在巨大压力之下，也转向边墙方案，并综合了“大边长城”“二边长城”两种思路，主张在宁夏镇的河套南缘地区修筑“大边长城”，在延绥镇的白于山修筑“二边长城”。对于赵辅的立场变化，白圭十分恼怒，认为他“首鼠两端，自揣事势不支，欲推避之计”。而赵辅也干脆豁了出去，与白圭展开了辩论。他指出“搜套”行动不仅代价巨大，而且难以实现：“大军所至，刍粮缺供。况山陕荒旱，众庶流移。边地早寒，冻馁死亡相继。彼督饷者惟恐缺食，典兵者惟欲足兵，民事艰危，所不暇恤。”中央主张“搜套”的官员，不过是“或泥于兵法，或狃于传闻，不失之易，则失之迂，卒欲举行，未见其可”。因此赵辅请求命延绥镇、宁夏镇、陕西巡抚“乘春凿山筑墙，以为久计”，至于“搜套”军队“势既难行，事殊无益”，应调回各地。

宪宗已经认可边墙方案，白圭在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下，只能在表面上同意，不过仍坚持“搜套”方案，并以刘聚取代赵辅。在宪宗的旨意下，余子俊征发五万民众，铲削山体、构筑长城。但由于旱灾的缘故，长城的修筑曾一度中断。成化九年，“搜套”总兵官刘聚也转向修筑边墙方案，请求命余子俊继续修筑。此时，王越最终取得了“搜套”行动的胜利。而白圭由于母亲去世，回乡料理丧事。左侍郎李震代掌兵部，最终同意了修筑边墙方案。成化十年，余子俊最终修筑了“大边长城”“二边长城”，此后，明朝又在延绥镇、宁夏镇之间，修筑了纵向的界墙，从而构建了完整的榆林长城防御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说中，余子俊是蒙古人的后裔。在中国广阔的西南地区，长期广泛地流传着“铁改余”的历史传说，这一传说产生的背景是蒙哥伐宋。蒙哥因南宋所据守的襄阳依托汉江天险，易守难攻，于是采取了迂回策略，计划从西南进入大理，而后由南至北，灭亡南宋，蒙古大军从而如潮水般进入到广阔的西南边疆。元朝为统治西南地区，一方面实行土司制度，安抚当地的部落首领；另一方面派驻大量的蒙古军队，控扼军事要地。西南边疆于是驻扎了大量蒙古部众。洪武元年二月，明朝刚开国，朱元璋便颁布“禁胡服、胡语、胡姓”政策，这给留于明境的蒙古人、色目人带来了很大压力，许多蒙古人、色目人通过更改姓氏的方式，缓解自身的生存困境。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西南地区开始广泛流传铁木真的后裔改姓氏为“余”，也就是“铁改余”的传说。20世纪80年代，四川部分民众甚至借助于此，改变了民族身份。如果余子俊确实是蒙古后裔，他修筑了防御蒙古的榆林长城，并掀起了明中后期长城修筑的时代潮流，只能令人感叹造化弄人。

祸起西北

榆林长城修筑之后，边墙直接阻截了蒙古骑兵南下，营堡城寨控制了蒙古南下的交通要冲，墩台能够将蒙古入侵的消息传遍陕北地区，从而极大地加强了陕北地区的防御力度。由于榆林长城以较低的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河套危机，从而在明中后期军队战斗能力逐渐下降的情况下，成为西北边疆乃至整个北部边疆明朝军队模仿的榜样，因此掀起了明中后期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历史潮流，呈现出与同一时期西欧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截然不同的历史取向。

但另一方面，长城作为一种防御设施，并不能主动、彻底地解决蒙古问题，明、蒙双方从此开始沿长城形成长期的南北对峙态势。这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为了守御漫长的长城防线，明朝不断增加兵力，从而给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长城边疆地区，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伴随越来越多的士兵驻扎于此，为供应士兵粮饷，明朝不断将北方民众大量招入驿站、后勤组织等机构，而为了加强民众的自卫能力，明朝不断号召民众修筑民堡、加强训练，从而使长城边疆地区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士兵、准士兵和民兵，社会结构越来越呈现“军事化”色彩。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越来越“军事化”的社会结构，使长城边疆地区宛如一座火山，随时都有大规模爆发，产生巨大破坏的历史可能。最终，明末陕北地区军民发动了起义，成为明朝政权的掘墓人。明末起义之所以率先发生在陕北地区，是由于这一地区是长城边疆财政危机最严重、社会结构“军事化”程度最深的区域，二者之间的张力宛如一把利剑，一直悬在陕北地区的上空。

与长城边疆其他地区相比，陕北地区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经常发生各种灾荒。早在榆林长城防御体系建立之初，陕西巡抚马文升便指出，榆林地区的财政状况若不改善，最终将会成为该地动乱之源。而在这一最为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陕北地区成为长城边疆地区“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社会。榆林长期正面迎战河套的蒙古部落，不仅常年驻扎了七万余人的正规军，还是最早开始征召“土兵”加入军队的地区；在频繁的战争之中，军队战斗力十分顽强，榆林城也因其坚毅而被蒙古人称作“橐驼城”。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陕北军民起义的主体人群，来源于榆林南部和延安地区。李自成是米脂县驿卒，张献忠出身于延安卫柳树涧堡（在今陕西定边县东南）。与榆林北部的正规军队无论如何尚有一定的粮饷供应，得以保障生存不同，榆林南部、延安地区的普通民众通过加入驿站、后勤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军事系统，但仍保持农民身份，他们“兵民参半，以饷为命，家无儋石，稍稍水旱辄肆攘窃，为隐忧焉”，在遭受自然灾害冲击时，很难得到粮饷的正常供应。而陕北偏偏又是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这样，榆林南部、延安地区社会面临崩裂的风险，便远高于榆林北部。晚明朝廷为应对边疆战事，采取加派军饷的方式，对脆弱的陕北社会造成的冲击最为剧烈。延绥镇正规军队尚有军饷可以暂时支撑，而大量准军事人口却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于是他们只得铤而走险，一呼而天下应，成为灭亡明朝政权的主体力量。《明史·流贼传》评价道：“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

明长城时代

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明朝在具备强大实力的情况下，由于政权性格呈现“内敛”特征，并未像这一时期亚欧大陆其他文明那样积极扩张，而是在北部陆疆、东部沿海大规模构建防御体系。大体与西欧“大航海时代”同一时期，明朝以榆林长城修筑为开端，开启了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历史潮流，形成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明长城格局。明朝这一做法，虽用较为经济的方式长期维持了内政与边防、财政与军事之间的平衡，但长远来看，明朝不仅未能解决海陆边疆问题，更在“南倭北虏”的威胁之下，长期陷入财政危机和政权困境，最终灭亡于长城边疆的叛乱者——陕北军民和女真部族。这同时为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向东扩张提供了历史空间，深刻影响了近世中国的历史命运，也深刻塑造了世界近代史的历史轨迹。“明长城时代”实为对明代中国历史内涵的准确概括。

在世界古代史上，亚欧大陆游牧族群的军事威胁，一直都是无法有效解决的历史难题。长城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族群的长期对立、冲突中，追求内政与边防、财政与战争之间平衡的一种折中方案。这种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而无法彻底解决北疆问题，朱明政权甚至因此而最终败亡。长城方案根植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既有历史合理性，又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相当多的局限性。笼统地评价长城有用还是无用，都是一种反历史的做法。人类本身就是一种有缺陷的物种，人类历史也有诸多难题，长时期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