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河套危机与长城时代（一）

长城的历史角色

长城是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长城修筑之后，直接在中国北方划分了一道疆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长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抵御了北方族群骑兵的进攻，保障了中原地区的相对安宁；但长期的修建又耗费了中原王朝的大量财政收入，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并形塑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长城修筑之后，北方族群南下的难度加大，促使其更多地向西方进军，通过中亚、西亚进入欧洲地区，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

明朝在内敛的疆域政策的影响之下，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那么，明朝为什么要修筑长城？长城对于明代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又产生了何种深远的影响？

河套弃守

明朝从开国伊始，便不断修筑长城。洪武时期，明朝为防御北元的反扑，沿太行山、管涔山、恒山的连绵山脉，构建关隘防御体系，形成了近边防御体系。为控制蒙古南下的主要通道，明朝又分别在大宁卫、山海关修筑了数百余里长的墙垣，在开平卫建立起烽堠通信体系；在东胜诸卫以东，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向西南至山西老牛湾村，修筑了约三百里的墙垣。永乐时期，朱棣一方面在蒙古高原“五征三犁”，另一方面对武将们的军事能力十分担忧，于是在宣府、大同修筑了边墙。正统时期，明朝为防御兀良哈三卫南下，沿辽河套地区南缘，混杂大量木栅，修筑了很长的边墙。以上长城的修筑，虽然规模不小，但影响基本限于本地，未对其他地区和后世的长城修筑产生示范意义。而成化中期榆林长城的修筑，不仅掀起了明中后期长城修筑的潮流，而且成为后世关于长城是否应该修筑的争论焦点，是“明长城时代”的重要节点。

宣德以来，蒙古各部不断内斗，失利的鞑靼南下到阴山一带避祸，胜利者兀良哈、瓦剌尾随而来。三种势力沿着阴山，由东向西，在明朝边境不断奔驰。这个时候，他们都发现了一片广阔的无人之地——河套。河套在秦汉时期被称为“河南地”，是黄河中游从宁夏到山西的河段所呈现的“几”字形区域。明朝人觉得这片区域看上去像个套子，所以把它改称为“河套”。河套由南至北依次分布着毛乌素沙地、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虽然大部分地区不适合推广农业经济，但拥有广阔而茂密的草原，非常适合游牧经济。

河套原本是个极热闹的所在。秦汉、隋唐崛起于西北边疆，建都关中，西北边疆是北部边疆经营的重心。作为当时京师屏障的河套，更是军事经营中的重中之重。而匈奴、突厥等北方民族南下进攻关中，也以河套作为战略跳板。但伴随着中唐以后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东移，河套不复往昔的战略地位。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之时死亡，蒙古为了报复，大肆屠杀这一地区的党项族群。传说成吉思汗葬地在河套，元朝官方也在此祭祀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陵便建于此地。为保持这一地区的宁静，蒙古帝国在这一地区并未大规模设置机构。无论如何，元代河套一改数千年不断的农牧开发和战争频仍的局面，陡然进入了一段寂静的时光。

明初先后定都南京、北京，皆远离河套，河套在帝国的政治版图中，只是偏僻的西北一隅，明朝延续了元朝的历史脉络，对河套并不关注，基本是空置其地，仅在其北面设置东胜诸卫，守卫黄河以北。随着东胜诸卫的内徙，河套完全敞开在蒙古各部的视野之下。宣德以后，尤其是“土木之变”以后，蒙古骑兵屡次从河套长驱直入，向东越过黄河，进攻山西地区，向西跨越贺兰山，进攻宁夏、甘肃，向南进攻陕北地区，从而在西北边疆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突破了明朝的整体防线，严重威胁了西北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形成了十分严重的河套危机。成化时期，蒙古各部内乱加剧，鞑靼各部为躲避内乱冲击，纷纷南下明境。与之前蒙古南下主要为抢掠物资不同，此时鞑靼各部南下，增加了躲避内乱的因素，因此滞留时间更长，从而重点向适合大规模游牧的河套迁移。

曾经的机会

天顺时期，大同镇游击将军石彪针对河套危机，提出在威宁海子（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黄旗海）筑城驻防，从而切断蒙古南下的交通要道。但这一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给石彪乃至石氏家族带来了灭门之祸。

“夺门之变”后，石亨因拥立之功，晋爵忠国公，无论从地位还是能力而言，皆堪称杨洪之后明朝第一武将。天顺时期，蒙古骑兵南下河套，明朝派遣石亨叔侄前往搜剿敌军，这在当时被称作“搜套”。石亨、石彪不负众望，先后在天顺元年，取得磨儿山（在今山西晋城市东）大捷，斩首174人；天顺三年野马涧（在今陕西定边县东安边镇东北）大捷，斩首 513人，此是明中后期历次“搜套”“复套”战役中，获得的最具分量的大胜。

取得“搜套”胜利后，石彪返回大同镇，不仅仍多次获得战功，而且颇有见识地请求驻守威宁海子，堪称杨洪、石亨之后明中期第一将才，其才气、勇略甚至较二人尤胜，从而继杨洪被蒙古人称为“杨王”之后，被称为“石王”。

这样一位已充分展现才干的将领，在战功既为西北第一，且身居侯位的情况下，却一直未能升至大同镇总兵官。个中原因是英宗担心石氏家族势力过盛，会影响自己的皇位稳固。“夺门之变”后，石亨也仿照杨洪做法，努力构建听命于自己的武将集团，将家人、亲故、旧部都纳入进来，规模较之杨氏家族庞大许多。对于石氏专权，英宗十分嫉视，自然不会命石彪镇守大同，形成叔侄二人一内一外、共握天下精兵的态势。

天顺三年，英宗借石彪提出驻守威宁海子之事，让大同镇总兵官李文诬告石彪有谋叛异志。英宗以交接蒙古为罪名，将石彪诛杀，而石亨也系狱身死，其麾下武将集团被解散，石氏家族在昙花一现后迅速覆灭。

英宗消灭石氏家族，虽然恢复了政治平衡格局，但伴随石亨、石彪身死，明朝失去了当时最有资格与蒙古一较高下的武将，使明前期以来面临的武将断层现象愈加严重。明中后期“搜套”“复套”战争中，武将不仅多不堪重用，甚至多浮浪之辈，再未取得堪比石彪的战绩，这也是明朝在中后期失去河套的军事根源，对明中后期北部边疆战略劣势的形成和加剧影响深远。

成化“搜套”

成化年间，围绕如何解决河套危机，明朝内部产生了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解决方案是主张开展大规模“搜套”，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种方案以阁臣李贤为代表。成化二年五月，鞑靼毛里孩部进入河套。李贤提出，“不一劳者不永逸。今欲安边，必须大举而后可也”，并主张抽调陕西、延宁、甘凉、宣大诸镇军队中的精锐骑兵、步兵，并打造战车、拒马等应对骑兵的器械，“期以明春或今秋，进兵搜剿，务在尽绝”。明朝于是派遣杨氏家族的杨信，充任“搜套”总兵官。但杨信生性畏懦，在“土木之变”发生后，曾经在北运粮草的途中，听闻炮声，吓得跑了回来。他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指挥如此大规模的战役。事实也是如此，在杨信的指挥下，明军调动非常缓慢，虽然取得小龙州涧之捷，但次月参将汤胤驻守孤山堡（今陕西府谷县孤山镇），中伏而死，朝野震动，杨信遭受了巨大的质疑和批评。正当杨信身处信任危机之时，毛里孩在鞑靼内乱和冬季严寒的双重冲击之下，请求与明朝展开朝贡贸易，从而退出了河套，杨信幸运地得保晚节，但也由此从“搜套”行动中退出。

成化五年，鞑靼阿罗出进犯河套，兵部尚书白圭力主“搜套”。《明史·叶盛传》记载：“满都鲁诸部久驻河套，兵部尚书白圭议以十万众大举逐之，沿河筑城，抵东胜，徙民耕守。帝壮其议。”由于杨信能力不足以“搜套”，明朝改而委派平灭荆襄流民起义的朱永充任搜套总兵官，并由文官都御史王越参赞军务。此次“搜套”，明军先后取得双山堡（今陕西榆林市东北双山乡）大捷、怀远堡（今陕西榆林市横山区东南旧城村）大捷。成化七年，阿罗出与癿加思兰、孛罗忽发生内斗，被后者逐出河套，从此不再进入河套。此次“搜套”行动与杨信负责的那次相比，无疑在战役层面取得了明显战绩。但从战略层面而言，“搜套”军队并未在军事胜利后进一步驻扎河套，巩固军事空间，而是鉴于西北地区为供应“搜套”大军粮饷而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采取遣散军队、分散就粮的做法，这为癿加思兰再次进入河套提供了可能和空间。

成化七年，癿加思兰在驱逐阿罗出后，顺势进入河套。成化八年二月，白圭再次提出“搜套”。除王越任参赞军务外，“搜套”总兵官改由平灭大藤峡苗人、辽东女真叛乱的赵辅担任。赵辅是个靠结交权贵上位的无能之辈，赴任之后并无丝毫成绩，榆林地区屡遭进攻，赵辅遂遭到弹劾。在朝廷屡次斥责之下，赵辅甚至编造癿加思兰、孛罗忽出套东行的谎言。最终在朝廷严厉批评之下，成化八年十月，赵辅主动辞职。

成化九年十月冬季来临之时，王越最终取得红盐池（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南红碱淖）大捷，此役是成化年间明朝“搜套”行动取得的最大胜利，共擒斩355人。红盐池大捷后，当月王越又取得韦州（今宁夏同心县东北韦州镇）大捷，斩首149人，却有杀戮逃归汉人之嫌。经过两次大捷，明朝沉重打击了河套的蒙古部落，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南下河套，“搜套”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虽然“搜套”行动取得了战役层面的胜利，但长期的军事行动，给西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乃至民众流离失所，引发社会危机。河套地区沙化严重，缺乏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生态条件，河套以北也无明军驻守，河套地区屯垦移民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因此，在“搜套”成功之后，明朝并未进一步在河套设置机构、固定控制，而是仍采取空置河套的方式，这无疑不能阻止鞑靼各部对河套的渗透，河套也逐渐沦为鞑靼的固定驻牧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