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多面的宦官（二）

史书和智化寺里的王振

明初，朱元璋为了限制宦官的权力，防止其干政，规定宦官不许识字。而这一规定的改变是在宣德四年，为了更好地让宦官承担起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职责，宣宗下令设立内书堂，命大学士教授宦官文化，“太祖不许识字读书之制，由此而废”；此后，宦官“多通书晓文义。宦寺之盛，自宣宗始”。宦官通晓文化，成为其能够涉足政事的基础，而明代第一个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宦官，就是入选内书堂的王振。

在英宗还是太子时，王振就在东宫任职，因而深得英宗信任。英宗年幼登基后，王振进入司礼监。王振最开始只是一个皇族意志的代理人，是一个政治工具，并不能参与中枢决策。他虽然可以代替英宗批红，但不能擅自更改票拟的内容，大都只能写“知道了”“准拟”等字样。张太皇太后每天都会派宦官查票，如果发现不一致，便会责罚王振。但另一方面，伴随着英宗逐渐长大，王振作为他的亲信，影响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从而在批红和传话的时候，慢慢渗透进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逐渐在事实上参与中枢决策。正统前期，明朝发动针对云南苗人的“麓川之役”，便是王振力主的。

随着三杨的老去，王振依托英宗的信任，权势逐渐上升，在正统后期实际上控制了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位权势显赫的宦官。英宗对于王振的信任，从正统十一年赐王振的敕文便可看出：

尔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时，特用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教以诗书，玉成令器。眷爱既隆，勤诚弥笃。肆我皇考，以尔先帝所重，简朕左右。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

看到王振权势的上升，负责经筵日讲授课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刘球开始弹劾王振。在王振的授意下，锦衣卫指挥佥事马顺将刘球下狱肢解。而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王振也致力于拉拢文官集团中的一些名望之士，最被他看重的是同乡大儒薛瑄。但面对王振的不断拉拢，薛瑄一直刻意保持距离。王振恼羞成怒，找机会将薛瑄下狱，并要将他处死，最终还是在老仆的劝说之下，才把薛瑄放了。

王振在历史上的最大恶名，来源于“土木之变”。在明代士大夫书写的史料和现代研究看来，似乎英宗决定亲征，是完全受到太监王振蛊惑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宦官由于身体残缺，不符合儒家伦理，因此被健全人歧视，尤其遭到秉持儒家思想的士人的批判。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宦官与文官、武将构成了皇室之外的三大政治势力，宦官成为士大夫集团最大的政治威胁，士大夫出于政治、文化等原因，对宦官基本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其实宦官作为政治势力之一，可能文化程度不如士大夫，但在其他方面，如政治才干、政治道德等，则难以截然分出高下。因此，现代研究者在评价宦官参政时，应客观审视他们作为皇权工具的政治合理性，而避免无意识地落入士大夫设定甚至是编织的道德窠臼。王振虽然在英宗北征之事上持鼓动立场，但英宗当时已经成年，应该是他最终做出了北征的决策。如果完全是王振蛊惑，英宗不可能在经历了被俘、失去皇位、政权险些沦亡之后，仍对王振念念不忘。

其实“土木之变”的发生与王振并无直接关系，而且也有很大的偶然性。明朝以武开国，洪武、永乐、宣德时期都曾在蒙古高原取得重大胜利，成祖和宣宗还都曾亲自北征。因此，明朝对于蒙古，一直都有一种心理优势，认为可以在战场上取胜。即使在国力不断衰落的明中后期，历代皇帝仍多对北征蒙古颇为热衷，比如孝宗便曾打算亲征，武宗曾率军在宣府镇与蒙古鞑靼部阵前厮杀。

英宗对于瓦剌的强势崛起并不清楚，从而在瓦剌南下之后，决定效仿成祖、宣宗北征。但令人意外的是，正统时期战斗能力最强的宣府军，面对瓦剌的攻势时，由于武将的懦弱，突然崩溃，瓦剌从而越过宣府防线，直奔英宗所统率的大军。英宗惊慌之下决定班师，在行至土木堡时，又决定临时驻扎，取水休整，结果遭到瓦剌军队的突袭，明军一败涂地，自相踩踏，导致了“土木之变”的发生。

正统八年，王振模仿唐、宋时期的“伽蓝七堂”，建造智化寺作为其家庙。智化寺中，有王振遗留至今的唯一石刻像，其形象宛如一个标准书生，很难将他与史书中的大奸大恶联系起来。

在“土木之变”中，王振被杀，明英宗被俘。一年之后，英宗被瓦剌释放，“夺门之变”后，英宗复辟登基，“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下令重修智化寺，将其改名为“报恩智化寺”，作为祭祀王振的场所。王振为了邀取边功，树立权威，从而蛊惑英宗亲征，最终导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明朝因此遭遇巨大危机——如果按照这样的叙述，英宗应该十分痛恨王振。但智化寺的存在，彻底颠覆了这一历史叙述。由此可见，至少在英宗的内心中，“土木之变”的主要责任不应在王振。

从王振的例子可以看出，明代宦官的真实面目与士大夫书写的史书中的形象，存在着一定差距。而在史籍之外的许多地方，我们也能找到反映明代宦官真实面目的线索。

史书之外的明代宦官

在士大夫书写的正史中，有关明代宦官的记载多是负面的。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明代士大夫与宦官相互合作的事例并非少数，所以有不少士大夫为宦官歌功颂德的文字，只不过这些文章不见于史书和文集，而是在另一处记载历史的载体——宦官的墓碑上。与正史中的宦官形象不同，宦官的墓碑上镌刻着他们截然不同的形象。而今人能从中发现一些明代重要宦官的事迹，尤其是他们与士大夫的关系。

北京的西郊，埋葬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宦官，这是因为西郊是香山所在，上风上水，不仅风水好，而且寺院很多。宦官由于自己没有子嗣，不仅在世时积极布施，而且死后也多选择埋葬在寺院旁边，希望能够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弥补无人祭祀的遗憾，并求得来世善报。而在如今的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便建有一座宦官文化陈列馆，这座陈列馆，即明代司礼监太监田义坟墓的遗址。

明朝太监的陵墓，除了魏忠贤在香山的衣冠冢之外，就要数田义墓最为奢华。墓地遗址中不仅保留了田义和其他几位太监的坟墓，而且保存了大量碑刻，其中记载了田义诸多的名头和事迹。许多碑刻都是万历皇帝御制的。田义墓碑十分高大，上面刻有皇室才可以使用的龙形图纹作为装饰，“僭越”之至，可见一斑。与之相比，旁边的一尊矮了许多的清朝道光年间的太监墓碑，却仅刻有二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太监的地位真有天壤之别。

置身于田义墓旁，看着万历时期内阁首辅申时行为田义撰写的充满褒奖的碑文，很难把田义想象成一个负面的政治形象，只会在这一方安静的空间，静静凭吊着这位曾经权势显赫的政治人物。这种感觉，在田义墓旁边的法海寺里，同样可以感受到。

法海寺是由正统时期的御用监太监李童修建。李童是明代太监里很少为人所知的一个。但他创修的法海寺，由于保存了多幅明代壁画而闻名于世。法海寺坐落于北京翠微山南麓的葱郁树林中，是在辽代龙泉寺的旧址基础上重建而成的。

法海寺依山而建，所以仰望上去，寺院在丛林之中，显得十分雄壮与巍峨。清人编纂的《日下旧闻考》记载了法海寺周边的环境。法海寺“左冈右泉，曲回旁峙，云烟飞动”，南距模式口村约500米，东靠馒头山，北连福寿岭，西依蟠龙山，“土脉丰腴，草木丛茂”，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不难想象李童选址于此的原因。

据寺中碑刻记载，法海寺初成时规模较大，除大雄宝殿外，还有四大天王殿、钟鼓楼、护法金刚殿、伽蓝殿、祖师堂、云会堂、厨库、寮房等建筑。沧海桑田，现今法海寺的建筑多已湮没无存，所遗留共四进院落，建在逐层抬高的四层高台之上，东西面宽72米，南北进深150米，院落占地1.08公顷。主要建筑分别设置在三级平台上。第一级平台上有山门殿，第二级平台上有四大天王殿，第三级平台上有大雄宝殿，环宝殿东、西、南三面是祖师堂。

然而，各殿内并未发现关于李童的任何专门遗迹。据相关记载，在“文革”期间，人们可能是出于对太监的嫌恶，铲毁了李童的塑像。这个可能是保存了李童相貌的唯一遗迹就这样永远消失了。但记载李童修建法海寺经过的碑刻还是保留下来了。在山门的后面两侧，有两座碑刻，一座刻的是吏部尚书王直所撰《法海禅寺记》，另一座刻的是礼部尚书胡濙所撰《敕赐法海禅寺碑记》，这两篇文章都撰于正统八年。这一年，文臣中威望最著的杨士奇称病在家，杨溥也已年老。任事的文臣中以王直和胡濙权力最重、威望最尊。能让二人共同撰文纪事，法海寺的地位可见一斑。

二人的记载都有些神话成分，皆称正统年间，御用监太监李童由于得到了英宗的提拔，十分感激，“欲建梵刹，虔奉香火”以回报皇帝。一天夜里，他梦见在山谷丛林中，一位白衣老人对他指着一片地方说：“此精蓝地也，他无以过此者。”李童醒来后，觉得十分奇异，于是让一位相士寻找这个梦中的地方。结果相士发现与李童梦境里完全相同的地方，当地人说这是龙泉寺的旧址。相士将消息告诉了李童。李童十分高兴，说：“吾营佛寺，用其法以报上恩。而神人能辅吾志，吉莫大焉。”于是向官民僧尼募款，“倾资募缘”用于建寺。寺庙从正统四年闰二月动工修建，到正统八年十月才完工，历时达五年之久。

这个有神话色彩的创寺经历，不过是李童讨好英宗，同时使建寺合法化的一个手段而已。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北京周围诸多的寺院大多数都是太监创建或者负责管理的。与太监有些相似的是，明朝皇帝多数也信仰佛教。这是由于宫中妃嫔多数信仰佛教，皇帝长处宫中，难免会受到影响。士大夫群体尽管也喜谈佛理，但与太监、皇帝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寺院的修筑会耗费大量国家财力，所以士大夫往往反对国家修筑寺院。李童的做法其实是通过将修建寺院的行为神化，从而获得修建行为的合理性，避开士大夫的批评。

很显然，李童的目的达到了，士大夫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大书其事以示支持。也许，王直和胡濙并非不知就里，但李童修建法海寺并未动用国库，而且是打着向皇帝报恩的旗号，并得到了“神人”的帮助，他们不便反对。

另外，英宗的态度恐怕也是二人赞颂李童举措的原因。英宗崇信佛教，他曾下令实行诸多有利于佛教的法令，如将度牒制度从五年一度改为三年一度，又下令刊印佛教经典。在英宗的推动下，大量寺院纷纷建立。法海寺的修建也是在当时兴建寺院的风气中展开的。尽管由于史料缺乏，目前无法判断李童修筑法海寺的行为是否获得了英宗的背后支持，但至少英宗是赞同这个做法的，因为具体负责修筑寺院的是宫廷工部营缮所。在寺院落成之后，英宗便取“佛法无边，宛若大海”之意，取名“法海寺”，后又颁赐《大藏经》一部。

在正史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士大夫与宦官之间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局面。而在另外的历史空间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和谐相处；田义和申时行，李童和王直、胡濙，正是这种和谐相处的缩影。这些事例不见于史籍文献当中，反而在田野、遗迹、碑刻中可觅得蛛丝马迹，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着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