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内阁的崛起（二）

正统初期的朝局

英宗8岁即位，无法亲政，这对朱元璋确立的皇帝独裁朝政体制构成了严重冲击。当时群臣提出的首个方案是张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一提案也符合张太皇太后在仁宣时期的政治地位。张氏十分精干，甚至仁宗得继帝位，也与她的扶助有很大关系。朱棣一直对太子很不满意，多次想将他废黜，最终未改易储君，与张氏十分贤惠，甚得成祖夫妇喜爱有很大关系。“后始为太子妃，操妇道至谨，雅得成祖及仁孝皇后欢。太子数为汉、赵二王所间，体肥硕不能骑射。成祖恚，至减太子宫膳，濒易者屡矣，卒以后故得不废。”仁宗即位以后，张氏虽不干政，但在朝廷舆论中，威望甚高，“及立为后，中外政事莫不周知”。仁宗暴卒后，张氏居中筹措，保持了政权的稳定过渡，不仅严防汉王朱高煦夺位，为宣宗登基铺平了道路；而且在宣宗即位之初，张氏仍参与政务，“军国大议多禀听裁决”。待宣宗熟悉朝政后，张氏才退居后宫，不过仍洞察朝政。

但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颁布了严禁后宫干政的祖训：“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因此张太皇太后以“非祖宗家法”为由，明确拒绝了垂帘听政这一建议。但由于英宗年幼无法亲政，皇族之中势必要有人代理皇权，张太皇太后于是采取了间接干政方式，即通过将中枢决策从之前的皇帝与官僚集团共商国政的方式，转变为内阁票拟、宦官批红相结合的方式。而重大事务，由她和孙太后一起裁决，“凡国家重务，皆上白皇太后、皇后，然后施行”，从而在后宫掌控朝政大局。

内阁的上位

永乐至宣德时期的这种中枢政治体制，在英宗即位后发生了巨大改变。户部尚书夏原吉已于宣德五年去世，吏部尚书蹇义也在英宗即位十余日后病故，前代政治中枢中的人员仅存阁臣杨士奇、杨荣二人，张太皇太后于是又将监国集团中的杨溥援引入内阁，形成所谓的内阁“三杨”。

由于英宗年幼，无法主持朝堂议政。张太皇太后命令每日早朝，英宗仍然照常临朝，但文武官员只能上奏八件事，而且这八件事还要写好奏疏，与其他政务奏疏一同提前交给内阁，由内阁按照宣德时期票拟的惯例，预行决策。因此，正统时期，朝堂议政实际上被停废了，转而以奏疏批答形式替代。内阁由此排斥六部，垄断了预行决策的权力，从而在正统前期形成内阁三杨共同主政的政治格局。

鉴于自身的这一权力只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阁臣竭力想将自己在政治中枢中的垄断地位保持下来。为此，阁臣致力于和英宗形成私人关系，以维护未来内阁的地位。他们想到的办法，是创立教育英宗的经筵日讲制度。阁臣不仅自己主持经筵日讲，而且选拔内阁的大本营——翰林院的官员，负责日常的经筵日讲授课。通过这种办法，内阁不仅将对皇帝的教育权从宫廷的宦官那里夺了过来，而且阻断了六部与英宗形成私人关系的机会。

可见，正是在三杨时期，内阁的地位才真正确立。万历时期的官员沈德符评价道：“阁臣自三杨以后，体貌渐成真相。”明中后期内阁也一直延续三杨的政治做法，极力控制经筵日讲，切断六部与皇帝之间的密切接触，从而维护自身在政治中枢中的独大地位，并在时机具备之时，通过人事安排和权力斗争，控制六部长官，甚至干预六部政务，从而实现内阁对六部的权力渗透。明朝尤其是晚明，内阁与六部的权力争夺，根源便在于此。

但另一方面，虽然内阁权势逐渐提升，不过从始至终，内阁一直都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其定位并非法定意义上的丞相，更不是统领百官的文官之首。在职权上，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只有议政权而无最终的决策权，更无执行权，因此内阁一直无法直接指挥以六部为首的文官集团。嘉靖至隆庆年间，内阁权势大幅增长，出现夏言、严嵩、高拱这样的权臣，九卿如同下属一样遵奉内阁，阁臣已经到了虽无宰相之名而赫然有宰相之实的地步。但即使如此，内阁权势仍未获得制度法认可。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政，推动内阁权势达到空前绝后的地位。张居正改革考核制度，由内阁对六科进行考核，而六科负责对六部进行考核，借此实现对六部的制度化管理。但这一制度自出台之日起，便遭到六部的强烈反对。张居正死后，六部也将此作为张居正的罪状之一加以攻击，该制度也被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