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内阁的崛起（一）

永乐中枢的一分为三

朱元璋加强皇权专制，废除丞相，直接统领百官，通过朝堂议政做出决策。这一制度虽然能够保障皇帝对文官集团的绝对控制，但皇帝一人处理全国政务，实在劳累，后世如果遇到稍微怠政的皇帝，全国政务便会陷入瘫痪的处境。因此，这一中枢政治体制必须要有所变通，否则很难长期推行下去。

朱棣即位后，开始设置内阁，使其部分地承担丞相的职能。所谓“内阁”，就是文渊阁，位于紫禁城的东角门，最初是明朝在宫廷之内藏书的地方。朱棣入继大统，在新政权建立之初，需要发布大量诏书，于是从翰林院官员、中书舍人等近侍官员中，选择部分主动归附又有才华之人，进入文渊阁，负责起草诏书，这便是内阁制度的起源。可见，从一开始，内阁便不是一个正式机构，而是皇帝选拔的秘书团队工作的场所。永乐时期，内阁与六部一起协助朱棣，做出中枢决策。朱棣曾说：“六卿治政务，翰林职论思典词命，皆朝夕左右者也。”不仅如此，随着朱棣皇位逐渐稳固，内阁七人也逐渐分化，不再从属于一个政治群体。七人之中，解缙最具才气，起初也最受朱棣赏识，但由于介入到朱棣诸子的储位争夺之中，被人用酒灌醉，埋于雪中而死。其他六人，伴随着永乐政局的发展，各有不同的政治遭际，大体分属三个政治集团。

迁都北京之前，朱棣由于时常北征与巡幸北京的缘故，经常不在南京。而太子朱高炽，也就是后来的明仁宗，负责在南京监国。皇太孙朱瞻基，也就是后来的明宣宗，在朱棣首次北征时，留守北京，充当朱棣与朱高炽之间的联络人。由于朱棣长期离开南京，部分官员跟随左右，处理朝政要务，其他多数官员便与太子、太孙一同监国、留守，负责处理朝廷庶政。这样，永乐时期，政治中枢便一分为三。一是北巡集团，包括朱棣及随从北征、巡幸北京的诸王及文武官员，文官主要是翰林编修杨荣、检讨金幼孜和侍读胡广。胡广于永乐十六年去世，该集团文臣仅余杨荣、金幼孜二人。杨荣主要负责参谋军务，而金幼孜则主要陪伴朱棣吟诗作赋，抒发塞外之情。二是监国集团，包括太子朱高炽，以及辅助监国的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春坊大学士左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士奇等。永乐十一年后，监国集团中又增加东宫洗马杨溥。由于朱棣猜忌太子，监国集团诸大臣不断遭受政治打击，黄淮、杨溥于永乐十二年入狱，金忠于永乐十三年卒，该集团中仅剩蹇义和杨士奇二人。三是留守集团，即皇太孙朱瞻基和他的师傅、户部尚书夏原吉在永乐八年居于北京时所形成的政治集团。留守集团主要负责处理北京行政事务，联系南京与行在。

三大政治集团在长期政务处理和朝夕相处中，内部认同感逐渐形成。由于朱棣与太子关系不睦，三大集团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拒斥感。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这些被后世称为“阁臣”的翰林官也相应地产生了分化。如跟随朱棣的杨荣、金幼孜得到了升迁，而杨士奇获罪，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三大政治集团中，监国集团内部的认同感是最强的。这源于太子与朱棣长期关系紧张，黄淮、杨溥、杨士奇先后获罪，前二者更是入狱十年。此间甚为凶险艰难，太子集团协力共济，始得获全。此种命运相连、祸福与共的政治处境使监国集团内部产生了十分深厚的情感，而对北巡集团抱有敌意。仁宗去世之前，曾经和蹇义、杨士奇二人有过一场推心置腹、令人动容的谈话。

明日早朝，罢，召蹇义、臣士奇至奉天门，谕曰：“监国二十年，为谗慝所构，心之艰危，吾三人共之。赖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义、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对曰：“今已脱险即夷，皆先帝之赐，陛下之诚之效，更不烦圣明多虑。”上曰：“即吾去世。后谁复知吾三人同心一诚。”遂出二敕二印，赐两人。臣士奇得“杨贞一”印，敕曰云云。皆拜受而退。盖逾月宫车宴驾矣。

留守集团在政治立场上相对中立一些。一方面，太孙为太子之子，将来能否登基取决于乃父地位是否稳固，他们认同监国集团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朱棣虽不喜太子，却非常喜欢太孙，太孙性格类于朱棣，祖孙关系十分融洽，朱棣也让夏原吉、杨荣等朝廷重臣辅导太孙，实际上借此培养太孙在朝廷中的势力。太孙由于曾追随朱棣北征的缘故，与北巡集团中其他成员也有着较多的接触。故而太孙对于北巡集团之立场，便不如监国集团那样敌视。永乐十八年，明朝迁都北京后，虽然三大中枢集团一度合并，但中枢政治中的这种势力分野，并未随之消失，而是延续了下来，并奠定了洪熙朝的中枢政治格局。

仁宣时代的权力洗牌

成祖朱棣在北征途中“晏驾”，太子朱高炽继位，庙号仁宗，年号洪熙。三大中枢集团分立的态势失去了依托，归并为一。表面来看，洪熙中枢政治格局延续了永乐旧貌，只是将三大中枢集团加以归并罢了。蹇义、杨士奇因有翼戴之功，理所当然地进入政治中枢。夏原吉属于留守集团，又曾经多次维护太子，也理应占据政治中枢的一个名额。杨荣、金幼孜作为先朝旧臣，虽属北巡集团，但并未与监国集团交恶，在朱棣去世之后，稳定了局势，为仁宗顺利即位提供了条件，因此二人地位也得以保留。至于黄淮、杨溥，因长期系狱，虽为监国旧臣，但已被排斥出既成的政治格局。

虽然三大中枢集团中的固定成员都进入了新朝中枢政治集团，并未出现某一势力清洗其他势力的局面，但五位官员在政治中枢中的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这源于仁宗对自己在永乐年间的遭遇记忆犹新，仍在脑海中保持着三大政治中枢集团的界限，故以人事关系为准则，重新组建中枢政治格局。

仁宗即位之后，最受重用的是蹇义、杨士奇二人。夏原吉官居户部尚书，是正二品，杨士奇作为翰林侍讲，仅正六品，位次在夏原吉之后。仁宗信任杨士奇，便想将他排在夏原吉前面。但按照洪武祖制规定，翰林官最高可升为正五品的殿阁大学士，仁宗无法通过提升官职的形式，使杨士奇地位超越夏原吉。面对祖制的限制，仁宗采取迂回的办法，转而倚重虚阶，重新排定五臣地位。明代官制中，品级最高的莫过于正一品的“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和从一品的“三孤”（少师、少傅、少保）。蹇义被授予少师之衔，地位仅次于三公；杨士奇从正六品，一跃而进少傅、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从一品，地位仅低于蹇义；夏原吉被授少保，地位低于杨士奇，三人从而位列三孤。而杨荣和金幼孜尽管在永乐时地位已在杨士奇之上，此时因为与仁宗关系疏远的缘故，让位于下，分别被授予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正二品，太子少保、户部右侍郎兼武英殿大学士，正二品，仅被纳入三少序列。可见，杨士奇不仅后来居上，成功超越同僚杨荣、金幼孜二人，而且进一步打破阁部品位格局，带动了内阁地位的提升，只不过这种提升源于仁宗与杨士奇的私人关系，而非内阁制度的内在驱动。

在蹇义、杨士奇职位的安排上，仁宗延续了旧的制度规则，仍然尊崇吏部作为百官之首的地位，命蹇义仍居杨士奇之上。在政治运作中，蹇义地位也高于杨士奇。蹇义的墓志铭写道：“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议，预者三、四人，而公居首。”

仁宗不仅借助品位制定，提升了蹇义、杨士奇二人的地位，在实际决策中，也最倚重此二人，但鉴于其他三人也是政治中枢成员，在朝堂议政中难以直接排斥，于是通过单独赋予二人银章密奏之权，构建另外的交流渠道，使部分事务由三人私下决断。由此可见，仁宗时期政治中枢的决策体制，并非依据部门，而是依据诸臣与仁宗关系的亲疏程度而建立。

仁宗去世的时候，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宣宗）还在南京居守。张太后于是任命与太子关系最好的夏原吉临时主持朝政。太子不了解这个情况，到了北京城外，看到前来迎接的朝臣中没有夏原吉，很不高兴，见到太后之后，太子才知道是有所安排。入宫之后，太子还专门和夏原吉谈话，指出自己最倚重的人便是他：“卿奉皇祖命辅朕有年，朕以卿非他人比，卿当以事皇祖者事朕。”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二人在居守北京时形成的政治友谊长期延续了下来。宣宗即位之后，最为倚重的也是夏原吉。不过，虽然宣宗最信任夏原吉，但在朝政处理的过程中，对富有政治智慧的杨士奇和富有谋略的杨荣，也十分欣赏，对于蹇义也很看重；与之相比，金幼孜由于能力不足，已被排除在政治中枢之外。宣宗在中枢决策中，发明了集体决策的形式，经常召见夏原吉、蹇义、杨士奇、杨荣四人，命四人先用墨笔将对奏疏的批答，写在小字条上，再把小字条贴在奏疏上面，称为“票拟”；自己看过奏疏之后，如果觉得票拟意见得当，就原样照抄，如果意见有所不同，就加以修改，用红笔在奏疏上写上最后处理意见，称为“批红”。可见，宣宗时期的中枢政治是一种跨部门的贤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