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郑和的“绝唱”

可追忆的蒙古帝国

蒙古帝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庞大帝国，打破了不同文明在不同区域分途发展的历史格局，为人类密切往来提供了广阔大道。这种地缘格局由于打破了不同政权之间的政治藩篱，对于商业之间的互通有无十分有利。蒙古帝国治下的不同政权、不同人群，开始利用这一开放的地理空间，无论在陆路，还是在海路，都开展起发达的跨境贸易。人们的视野变得空前开阔，许多旅行家记载了远方异域的神奇见闻，鼓舞了后世人们的追寻脚步，即使蒙古帝国瓦解了，这一脚步也没有终止。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郑和下西洋，还是大航海时代，都是在追寻蒙古帝国那遥远的记忆。

郑和下西洋，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一个历史事件。郑和率领的船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武器配备最先进、战斗力最强的船队，郑和甚至被誉为“大航海时代”的先驱，美洲的最早发现者。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05年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之前，郑和一直都默默无闻，甚至在明朝还被认为是逢迎主上、耗费国力却一无所获的奸佞代表。

历史现象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历史现象的记载、评价，一直都是主观的。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所接触的任何历史现象，都已经被后世附加上浓厚的主观感情投射。即使如此，郑和的形象在生前与死后、古代与当今发生剧烈变化，甚至完全不同，像这样的历史现象，仍然是不多见的。这是由于当今的时代与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人的看法完全变了，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完全变了。过去是异乡，永远回不去的异乡。

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人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会出现在明初，而不是其他时期？这个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为这一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土壤？

空前强大的水军

与其他时期的农民起义不同，元末红军领袖许多都起家于海外贸易，红军也在南方湖泊遍布的地理环境下，发展出十分强大的水军。张士诚、方国珍都是走私海盐出身，地盘又都在东南沿海，拥有强大的水军实在情理之中。而崛起于长江中游的陈友谅，水军实力更强。在决定朱氏政权、陈氏政权命运的关键性战役——鄱阳湖水战中，陈友谅的水军实力获得了充分展现。《明史·陈友谅传》载：“友谅忿疆土日蹙，乃大治楼船数百艘，皆高数丈，饰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马棚，上下人语声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载家属百官，尽锐攻南昌，飞梯冲车，百道并进。”由此可以看出陈友谅的舰船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并通过船载骑兵的方式，实现了水战与骑战的结合。

朱氏政权虽然崛起于淮河流域，但凭借巢湖水军夺取南京，因此水军实力也不可小觑。朱氏政权水军火器配备十分齐全。《国初群雄事略》载：

陈友谅亲率大船进鄱阳湖来侵，徐达弃围援之。上亲领舟师往征，衣甲、铠仗、旗帜、火炮、火铳、火箭、火'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及以芦席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纸布，丝麻缠之，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名曰“没奈何”，用竿挑于头桅之上，两船相帮，燃火线，烧断悬索，“没奈何”落于敌船舟中，火器俱发，焚毁无救。

在鄱阳湖水战中，朱元璋正是针对陈友谅船舰巨大，却较为笨重的缺点，借助风势，利用火攻，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国初群雄事略》又载：

戊子，上分舟师为十二屯，命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突入虏阵，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炮雷 ，波涛起立，飞火照曜，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二三万人，流尸如蚁，弥望无际。

从这里描写的战争场面，足见鄱阳湖水战之壮观，将之称为世界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之一，应无问题。

鄱阳湖水战后，朱元璋军队缴获了陈友谅水军大量船只、装备，从名称也可以看出陈友谅水军战舰形制巨大：“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这支庞大水军极大地壮大了朱元璋政权的水军实力，并成为后来朱元璋威逼周边海洋国家的依仗。洪武二十六年，得知朝鲜“欲冠辽东”，朱元璋十分生气，毫不掩饰地说出明朝水军实力远胜汉唐，具有经营海疆的军事资本。《明太祖实录》载：

尔之所恃者，以沧海之大、重山之险，谓我朝之兵，亦如汉唐耳。汉唐之兵长于骑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为难。朕起南服江淮之间，混一六合、攘除胡虏，骑射、舟师、水陆毕备，岂若汉唐之比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繇渤澥，陆道辽阳，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当之！

了解到这一点，便不会对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感到惊讶了。永乐、宣德时期，郑和能够组建起由62艘长44丈、宽18丈的舰船组成的船队，运载27 000多名船员，七下西洋，完全体现了明初位居世界首位的水军实力。与之相比，半个多世纪后，哥伦布、麦哲伦等开启远洋航行时，仅仅率领几条小船、数十名船员，与郑和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海禁”政策

在如此强大的实力基础之上，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却明确宣布放弃东亚海域。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列出不主动征伐的“四方诸夷”，针对的便是东亚、东南亚国家。

而对于民间的海外贸易，朱元璋鉴于其他红军支系残余、日本武士在东南沿海可能造成的威胁，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开展海外贸易。“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私出境外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南宋、元朝十分注重海外贸易，在国家财政体系中，已经开始将农业税收与海外贸易结合起来。而朱元璋则从这一新型财政制度再次退回到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财政，虽然也征收商税，但只是将之作为农业税收的补充。

那么，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是否意味着他有意突破朱元璋的海洋立场呢？关于朱棣为何派遣郑和下西洋，明朝人提出了很多观点，有人认为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有人认为是为了寻求异域珍宝。其实这些观点都无法成立。寻找建文帝不至于派出如此大的阵仗，胡濙长期为朱棣担负秘密寻查建文帝下落的任务，却一直行踪隐秘，不事声张。以郑和下西洋如此大的规模，即使建文帝流落海外，也会在听闻声息之后，再次逃遁。至于寻求异域珍宝，更不符合事实，郑和船队所赏赐给沿途国家的财物，远远多于从这些国家所获取的。

事实上，建文四年七月，朱棣初即位，在海洋政策上，便宣告严格继承洪武“海禁”政策：“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永乐二年，朱棣再次禁民下海，并且颁布更为严格的船只标准：“福建、浙江濒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对于明初以来迁移到周边海岛的海外华人，朱棣采取剿抚并用的方式。对于已进入南洋政权的海外华人，明廷命当地政权遣还。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最大规模的军事作战，针对的是海外华人陈祖义，而非当地政权。对于同样采取敌对行为的锡兰国王，郑和采取宽容态度，充分展现了明朝对海外华人、南洋政权所秉持的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对海外华人要严厉得多。

朱棣的政策明确表达了对海外华人不支持、不认可，甚至将之视为乱民、敌对者的政治立场。这种政策对东南沿海华人下南洋和在南洋的势力扩张，形成了很强的政治约束，导致明前中期东南沿海居民下南洋的现象明显减少，大幅缩小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空间。而对于这一做法，明中后期的人也表达了赞同的态度：“然则［郑］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由此可见明中后期海洋政策的保守特征。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指向

这一时期，朱棣虽然派遣郑和下西洋，开始远洋航行，但并未有将明朝势力扩展于海洋边疆的政治愿望，而只是将宗藩体系进一步推广于海洋世界，扩展“中华亚洲秩序”，而非发展海外贸易。永乐七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朱棣的敕谕明确表明这一历史内涵。

皇帝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致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兹敕谕，悉使闻知。永乐七年三月□日。

宣德六年，郑和、王景弘等在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在福建长乐（今福州市长乐区）南山重修天妃行宫，立碑以彰显天妃神迹，同样表明了这一政治目的：“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跟随郑和一同出使的费信，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夷狄之邦，则以不治治之……太宗文皇帝继统，文明之治格于四表，于是屡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宏、侯显等，开道九夷八蛮，钦赐玺书、礼币。皇风清穆，覃被无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贡献臣服，三五之世不是过矣……夫王者无外，王德之体，以不治治之。”

可见，郑和下西洋仍然属于传统航海时代的范畴，虽然规模巨大，但在历史指向上，并非为了探索全球，建立新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是为了扩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国际秩序，促成“万国来朝”的政治局面。而明朝在沿海地区实行的“海禁”政策，与国内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成了严重冲突，沿海军民多私自出境并武装起来，与日本武士联合以自保、壮大，这便是明后期，尤其是嘉靖时期“倭寇”的由来。

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之所以能够开展，还与元代的远洋航行为明朝人打开了空前广阔的视野，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航海地理知识有关。现存绘制于1389年的《大明混一图》，是依据元朝航海图重绘而成，该图以明朝为中心，东起日本，西抵欧洲，南至爪哇，北达蒙古，真实反映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局面。而朱棣之所以派遣郑和统率船队，是因为郑和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便于与当时控制着世界贸易的阿拉伯商人交往。

消逝的传统航海时代

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逐渐实行疆域收缩政策，再未于东亚海域开展官方远航行动。成化时期，明宪宗曾命太监到兵部查阅《宣德间王三保出使西洋水程》，当时的兵部尚书项忠奉命翻阅档案，寻而不得，原来是被兵部车驾司郎中刘大夏率先寻得，藏了起来。项忠问刘大夏档案所在，刘大夏曰：“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究其有无耶？”项忠受到刘大夏的提醒，十分感谢，“耸然出位，揖而谢之曰：‘公阴德不小，此位不久属公矣。’”后来刘大夏果真当了兵部尚书。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对于海外贸易和海疆经营采取如此内敛、谨慎的态度，可能与明朝政权崛起于淮河流域有一定关系。朱元璋出生于淮河流域，对于海外贸易并无直接接触，相应地缺乏继承南宋、元朝海外贸易的个人基础。与之不同，陈友谅则占据长江上游的湖广行省，统治核心为以渔业为生、以白莲教为纽带联合起来的长江渔夫。张士诚、方国珍居于长江下游的江浙行省，皆以贩卖私盐为生，活动范围又及于东海，统治核心是以盐业为生的江海盐商。相对于朱氏政权，这三个政权的统治群体与海外贸易具有更多的关联，却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这是自先秦以来，农业文明不断战胜商业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主导角色的再次上演。这其中蕴含了中国文明的何种历史特征，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总之，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郑和下西洋的远洋航行，依托元代中国商人积累的丰富的航海知识，与明朝强大的水军力量，将传统航海时代推到了顶峰，却由于政治意识仍然局限于传统时代，未能引领世界走向新的航海时代。真正引领世界走向浩瀚而壮阔的海洋，将其转变为人类历史的交通大道的，是西欧几条小船开启的“大航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