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朱棣的“盛世”（二）

“靖难之役”与“二世现象”

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去世，他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去世后，朱允炆继位，改年号为“建文”，史称“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之后，在文官群体尤其是江浙士人的支持下，托古改制，力行削藩。削藩在其他地区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在燕王那里遭遇了很大阻力。建文帝命北平都指挥佥事张信秘密逮捕燕王，但张信反而向燕王告密，燕王从而依据《皇明祖训》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规定，以“清君侧”为口号，举兵“靖难”。

燕王起兵之后，建文帝先后派遣残存的“濠梁旧雄”耿炳文和李文忠之子李景隆北伐，却先后失败，这反映出明朝武将集团经历过“胡蓝党案”的屠戮之后，军事能力甚至已经不如被朱元璋着意培养的诸王了。

在四年的战争中，朱棣依仗杰出的军事能力，统率北疆骑兵化程度较高、战斗能力较强的军队，与占据人数优势的明朝中央军队长期僵持不下。朱棣后来接受从建文帝那里逃来的宦官的建议，改从水路率军长驱南下。驻守在南京城外的陈瑄率朝廷水师归降，谷王朱橞开启金川门，建文帝仅率领少数几名近臣潜逃出城。朱棣夺取皇位之后，蒙古草原长期流传着朱棣是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朱元璋确实经常纳死去的部下、对手的遗孀为妻，也确实曾纳元顺帝的妃子为妻，但朱棣并非元顺帝之子。这则传说其实反映的是明代蒙古在复兴“大元”无望的情况下，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

朱棣即位之后，鉴于得国不正，大事更张，锐意进取。明末清初人张岱以报恩塔的修筑为例，指出永乐时代气象宏伟：“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报恩塔成于永乐初年，非成祖开国之精神、开国之物力、开国之功令，其胆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成祖“开国之功令”其中一项便是大力开拓边疆。在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二世现象”，这便是历代王朝里，第二任皇帝，或者夺取了第二位皇帝皇位的第三任皇帝，往往着力开拓边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呢？这源于开国时期，政权在建立之初还很粗糙，制度设计不严密，内部还有很多漏洞，皇位传递中往往会出现问题。通过武力或阴谋夺取皇位者，为了弥补得国不正的形象，往往都倾向于通过开拓边疆，从而树立威望。秦始皇本来打算传位给长子扶苏，却被胡亥夺位，胡亥为平息非议、掩饰行径，于是大修长城。隋文帝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多年，次子杨广却最终夺得帝位，杨广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开凿大运河，修筑长城，东征高丽。唐太宗杀兄弟、逼父皇，在即位之后掀起开拓边疆的潮流。北宋太宗即位有“斧声烛影”之谜，成为皇帝之后，同样多次发动北伐。朱棣也是如此。

“五征三犁”

朱棣的边疆开拓，概括而言，便是向北五次进入漠北草原，其中三次遇敌，两次未遇敌而还，先后沉重打击了鞑靼、瓦剌和兀良哈，这也就是所谓的“五征三犁”；向南进入中南半岛，恢复对安南，也就是古交趾的直接统治；向东南海域派遣郑和六次下西洋。可以说，朱棣完全改变了朱元璋在边防政策上的防御基调。

朱元璋在消灭北元之后，大规模杀戮开国功臣，改而委派诸子在北部边疆进行防御，并命他们不得擅自进入漠北。在明军的严密防御之下，长期遭受打击的鞑靼和刚刚东进的瓦剌，以及归附明朝的兀良哈，都未对明朝展开大规模进攻。但“靖难之役”不仅改变了明朝的政治格局，还改变了明蒙的战略态势。在“靖难之役”中，建文朝廷对燕王采取包夹措施，为此先后抽调开平卫（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宣府前卫、辽东都司、东胜诸卫（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的军队，对北平形成围攻态势。与此同时，朱棣又用计裹挟了宁王朱权，征调宁王节制的北平行都司军队南下增援北平。建文朝廷与燕王的长期内战，导致明朝北疆防御十分空虚。借助这一时机，蒙古各部开始逐渐恢复，并不断进攻明境。此时与中央军队激战正酣的燕王，只能暂时与蒙古各部达成妥协条件，以免腹背受敌。

朱棣即位后，蒙古各部仍然不断南下，袭扰明境，并向明朝索要大量物资。朱棣在“靖难之役”获胜的鼓舞之下，模仿朱元璋的做法，派遣“靖难勋贵”中的第一武将丘福，统率十万军队北伐。但丘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出身于卫所一级的“靖难勋贵”（丘福原为燕山中护卫千户），与开国功臣相比，军事能力相差太远。鉴于武将群体不敷于用，朱棣只能亲自上阵，先后发动五次亲征，利用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和从交趾获得的火器的优势，三次沉重打击了鞑靼、瓦剌、兀良哈。虽然“永乐北伐”基本实现了战术目标，但在战略上未能彻底征服蒙古各部，明廷仅仅与蒙古各部建立了宗藩关系，封鞑靼阿鲁台为“和宁王”，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不仅如此，为支持连年的大规模战争，明朝耗费了大量钱粮，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永乐十九年冬，朱棣准备发动第三次北征，户部尚书夏原吉表示国库已空，难以为继，被朱棣下了监狱。朱棣虽然多次深入漠北草原，但从一开始，便不以直接统治这一地区为目标，永乐八年首次北伐时，朱棣便明确表露了北疆战略的主基调仍然是防御：“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这一防线甚至比洪武时期的防线更为靠南，也就是说，新防线实际上是收缩了。事实上，朱棣一直没有恢复在大宁卫（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镇）的军事经营，永乐末年，在鞑靼威逼之下，甚至进一步内徙兴和卫（今河北张北县），防线进一步内缩。

“中华亚洲秩序”的辉煌时代

秦汉以后，历代中原王朝长期在中南半岛设置郡县，进行直接统治。五代、两宋由于国力衰弱，才改为与中南半岛结成宗藩关系。蒙古帝国瓦解后，原来归附于元朝的安南，也开展起独立运动，并向北越过元朝疆界，占领了中国西南部分边疆。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谕令安南归还所侵占的土地，被当时的陈朝拒绝。朱元璋不愿在西南边疆大兴兵戈，于是并未征伐安南。“靖难之役”时，陈朝也发生了内乱，权臣黎季犛灭亡陈朝，建立了胡朝。

永乐二年，陈氏后裔陈天平前往明朝，请求朱棣出兵，恢复陈朝。与此同时，中南半岛南部的占城国也在胡朝进攻之下，向明朝求救。而胡朝也在不断蚕食明朝的西南边疆。面对胡朝的强势崛起和不断威胁，朱棣最初仍延续朱元璋制定下来的国策，并未有兴兵之念，而是派遣使者护送陈天平回安南，表达了和平解决的愿望。但胡朝在途中击杀了陈天平和护送的明军。在这种形势下，朱棣为保障西南边疆，维护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宗主国权威，对胡朝发动大举进攻，很快便灭亡胡朝。灭亡胡朝之后，朱棣在安南设置交趾布政司，下设郡县，从而再次恢复了中国对越南北部的直接统治。不过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朱棣在东南亚的经营较为有限，而仅仅向对明朝构成威胁的安南用兵，其实是一种自我防卫，并非主动经营，同时也未用兵于其他东南亚国家。

永乐时期，朱棣对外政策的一大壮举是派遣郑和下西洋，东南亚、西亚大量国家和政权，十分震惊于郑和宝船的壮观和货物的精美，从而派遣使者前往南京，开展朝贡贸易，由此极大地扩大了明朝在海洋世界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国家和政权，朱棣同样满足于建立宗藩关系，而未有直接统治的政治愿望。

可见，朱棣为弥补得国不正的形象，虽一改洪武朝内敛的疆域政策，在北方陆疆、南方陆疆与东南海疆多次开展大规模行动，但除了恢复中国在中南半岛的直接统治之外，在其他地区一直都满足于维持洪武时期已经形成的宗藩秩序，疆域政策和格局基本仍在洪武旧局之中。中国古代汉人政权建立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国家财政也依托于有限而脆弱的农业收入，边疆地区由于气候、地形条件不适合大规模开展农业，从而造成边疆开拓成本较高但收获不大，在经济上并不划算，因此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开拓大都呈现出谨慎、有限的特征，满足于在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中亚，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松散的“中华亚洲秩序”，对于积极扩张、占领周边地区并不热衷。朱棣虽然在边疆地区多有更张，但政治观念仍然局限于这一历史传统之中，以扩大以明朝为主宰的“中华亚洲秩序”为最终目的，而并未有兼并、统治周边地区的政治欲望，并未如同一时期亚欧大陆其他文明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积极扩张，仍只是满足于充当亚洲一隅的天下共主，而非全球化时代的开创者——虽然此时的明朝已经完全具备了这一条件。因此，永乐时期“四海咸宾”，气象恢宏，甚至逾越汉唐，达到了“中华亚洲秩序”的高峰，但仍然属于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而未向着全球化的时代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