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后的丞相（二）

丞相的废除

朱元璋发动“胡惟庸党案”，一方面是为了清除他所猜疑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也是从根本上将权力完全收归皇帝，为此废除了实行两千年的丞相制度。

丞相制度起源于春秋时期，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丞相便一直作为百官之首，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由于担心丞相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历代君主不断采取各种方式，裁抑相权：两汉利用近侍官员，不断蚕食丞相权力；唐、宋二朝利用群相制度，取代独相制度，从而分散丞相权力；明清则彻底取消丞相一职，用内阁、军机处作为秘书机构取代丞相。

但另一方面，相权的衰落，只限于汉人政权的发展脉络。而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条北族政权的历史脉络。为了加强对汉地的控制，北方族群入主中原以后，往往对汉人政权烦冗庞杂的政治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砍削，从而构建起更为严明而有效的统治体系。金朝改变了北宋多相制的局面，专任尚书省。元承金制，只是改尚书省为中书省，将之作为丞相机构，负责处理所有军政事务，从而为很多不擅于也不愿管理具体政务，而是迷恋草原狩猎的皇帝，承担起具体工作。

元朝之所以将权力放心地交给中书省，和蒙古人传统的政治观念有密切关系。在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内亚地区，一个部落，乃至一个族群，需要一个强力人物，将全部人口、草场、财产统一掌控，进行协调与分配，从而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进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北方族群逐渐形成了“家产制”观念，即所有人口、草场、财产，都属于大汗及其家族，所有人都是大汗及其家族的奴隶，大汗拥有绝对而不受限制的独裁权力，整个族群都是他的私人“家产”。在“家产制”观念影响下，汗位或者皇位，都只属于大汗家族，其他人即使位高权重，仍是大汗或皇帝的奴隶，只是负责为大汗或皇帝照看家产的，相应也没有继位的可能。

成吉思汗将一盘散沙般的蒙古族群统合在一起，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古代世界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相应地，在蒙古人心中，成吉思汗的直系家族便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因此被称作“黄金家族”。正是在这种政治观念影响之下，元朝皇帝可以放心地将权力交付给中书省的丞相，而不担心他们会发动叛乱，攘夺帝位。事实上，元代丞相虽然时常专权，但都未尝产生废帝自立之心。

在中原汉地，却没有这种绝对君权观念，而是长期保持了相对君权的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在“民本”观念的基础上，倡导士大夫制衡皇权，与皇帝共治天下。而普通民众亦不断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作为发动叛乱的政治舆论。在这种君权观念下，中国古代的汉人政权和汉化的北族政权，一直都将防止政权内部的叛乱，包括政治篡权和民众叛乱，作为政权建设的核心和重点。

明朝面对的历史遗产，来自和汉人政权大相径庭的元朝政权。虽然在北伐之初，明朝便明确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收济斯民”的政治口号，将之作为政权的合法性依据。但社会发展的自然惯性，使朱元璋无法在开国之初便完全抛弃元朝的遗产，因此明朝最初的政治体制，仍然延续了元朝旧制，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分理行政、军事、监察事务，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务。

不过，在政权稳固之后，朱元璋便开始致力于改革政治体制，借助“恢复中华”的政治舆论，不仅全面改革礼仪、语言、风俗，而且最终借助“胡惟庸党案”，标榜恢复周制，废除丞相制度，形成了皇帝直接统领文官集团的政治格局。“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事实上，作为取消丞相的先声，洪武九年，朱元璋已经开始下令撤销地方上的行中书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洪武十一年，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实际上在一步步地改造中书省主导的政治体制。“胡惟庸党案”发生后，朱元璋最终废除中书省，并且在《皇明祖训》之中，严禁后世复设丞相：“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延续了两千年的丞相制度，由此被完全废除。

“明无善治”

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之后，假借复归周制的名义，“仿古六卿之制”，将行政权力分给六部，其目的是“俾之各司所事……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六部对天下政务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而后上奏于朱元璋，朱元璋最终做出决策，并命六部负责具体实施。在这一政治体制下，朱元璋实现了对文官集团的完全掌控。

这种政治体制虽然符合朱元璋加强皇权的想法，但皇帝一人实难对政务进行全盘处理。在废除丞相的当年，朱元璋根据一年四季设置春、夏、秋、冬四辅官。洪武十五年，罢设四辅官，仿照两宋，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这也符合他在废除丞相之后，在政治体制建设上所标榜的“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之典”。不过揆诸实际，由于朱元璋权力欲极强，十分勤政，四辅官、殿阁大学士只是顾问而已，并未持续而实质性地参与中枢决策。“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但朱元璋以后，明朝历代诸帝都未像他那样勤政，因此需要其他政治势力协助决策，从而在不同时期，开放出一定的中枢空间。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不仅包括内阁、六部、九卿在内的文官集团努力进入中枢空间，而且其他一切与皇帝存在私人关系的后妃、宦官、武将、佞幸、锦衣卫等势力，也都积极争取中枢权力。由于祖训之中严禁复设丞相，所有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所获得的中枢权力，又都缺乏制度性保障，这便导致明朝不同政治势力，为了获取、保持中枢权力，不断展开政治斗争，使明代中枢政治一直呈现变动不定、斗争不断的混乱局面，这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明朝的政治纷争，恶化了政治风气。明后期尤其是晚明的“党争”，根源便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后，本身便属于“党争”中人的黄宗羲，发人深省地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值得注意的是，加强皇权或王权，是近代各主体文明同样的历史选择。在基督教文明里，表现为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国王脱离教皇的控制，成为国内世俗权力，乃至宗教权力的主宰者。而在伊斯兰文明中，无论奥斯曼帝国还是帖木儿帝国，都呈现出政治与宗教的合一，皇帝完全掌控一切，通过发动“圣战”，获取臣民的效忠和支持。近代亚欧大陆的主体文明，加强皇权（王权）专制的一致取向，可能与蒙古的影响有关，尤其是伊斯兰文明、俄罗斯文明、中华文明，都直接受到了蒙古帝国“家产制”政治传统的影响。但由于文明内涵、政权体制的不同，皇权（王权）专制的表现形式不同，结果更是大相径庭。基督教文明的王权专制，推动了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政治体制的整合，是基督教文明上升的强大动力。伊斯兰文明的皇权专制，提升了奥斯曼帝国和帖木儿帝国的军事效率，同样是伊斯兰文明扩张的强大动力。而明代中国的皇权专制，却由于中华文明的内敛取向，主要表现为政治体系的内耗和对外开拓的停滞。“橘生淮北则为枳”，说的便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