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最后的丞相（一）

“胡惟庸党案”

明朝开国之初，甚至在开国之前的吴王时期，便形成了朱氏皇族与“濠梁旧雄”共治的局面。朝廷要职都由“濠梁旧雄”充任。由于“濠梁旧雄”大多是武将，从而导致本应由文官担任的丞相、御史大夫等职，也都由武将来担任。比如李善长、徐达二人，曾分任左、右丞相，汤和、丁玉、邓愈也曾任左、右御史大夫。朱元璋委任“濠梁旧雄”，最为看重的是他们的地位和资历，而并非能力。比如他对待李善长的态度便是如此。

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尝言：“李善长无宰相才。”太祖曰：“善长虽无宰相才，与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历艰难，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家主，善长当相我，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

据《明史·李善长传》记载，李善长为人心胸狭窄，喜欢排挤人。“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由于被封为第一开国功臣，李善长骄傲自满，朱元璋开始对他有所厌弃。于是在洪武四年，李善长便致仕回到故乡。

李善长离朝之后，由于徐达常年在外征战，当时主政的实际是中书右丞杨宪、中书左丞汪广洋，但二人很快被胡惟庸所取代，胡惟庸成为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

胡惟庸，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是第二批追随朱元璋的“濠梁旧雄”之一。至正十五年，朱元璋率领徐达、李善长等人，夺取和州（今安徽和县）。此时，胡惟庸从定远前来投奔，被朱元璋任命为元帅府奏差。此后，胡惟庸先后担任宁国主簿、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至正二十七年，已称吴王的朱元璋改元为吴元年，初步建立政权，作为“濠梁旧雄”中的一员，胡惟庸在同乡李善长的荐举之下，被任命为九卿之一的太常寺卿。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胡惟庸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洪武六年，胡惟庸先后任右丞相、左丞相，主掌中书省，成为文官集团的首领。鉴于前任数人先后遭到朱元璋的猜忌而被罢官离职，胡惟庸采取了逢迎朱元璋的立场，从而在七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到朱元璋的信任与倚重。“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拥有权势之后，胡惟庸行事逐渐张扬，开始在朝廷之中培养私人势力。

胡惟庸的权势扩张，逐渐引起“濠梁旧雄”首领徐达、“江浙士人”首领刘基的不满，二人都曾建议朱元璋对胡惟庸加以约束。朱元璋对于胡惟庸也开始心生疑忌。最终，朱元璋借占城进贡事件，开始惩处胡惟庸等人。位于中南半岛的占城国，在明朝建立后前来朝贡，成为明朝的藩属国。洪武十二年，占城再次前来朝贡，中书省却并未及时向朱元璋奏报此事，被朱元璋发现后，又将责任推诿给礼部。朱元璋盛怒之下，将中书省、礼部官员下狱。结果右丞相汪广洋作为替罪羊被赐死，而胡惟庸和六部官员坐罪。御史中丞涂节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脱罪的考虑，告发胡惟庸私通蒙古和日本，意图谋反。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不仅将胡惟庸处死，而且借机罗织冤狱，将包括“濠梁旧雄”在内的大量文武官员诛杀，一直到洪武二十三年，仍在穷究余党，李善长也被迫自尽。“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为什么是蒙古和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发动“胡惟庸党案”的借口，是胡惟庸私通蒙古和日本。为什么是这一理由呢？原因是在明初构建的“中华亚洲秩序”中，只有此二者并未臣服明朝，仍对明朝构成军事威胁。

在古代世界，全球尚未一体化，不同文明都努力构建以自身为主宰和核心的区域性国际秩序。在东亚大陆广阔而相对平坦的地理条件下，中国古代很早便产生了“王者无外”“大化无外”的天下观念。但由于军事、行政、经济能力有限，古代中国无法在所有已知地区实行直接统治，于是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的方式，依托自身强大的国家实力，与周边国家、政权形成政治关联，建立起以中国为中心和主宰的“中华亚洲秩序”。在“中华亚洲秩序”中，由于古代中国在亚洲，尤其是在东亚、东南亚、中亚长期保持独大态势，其他国家实力相对弱小，长期对中国采取依附立场，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权，形成了所谓“事大字小”的关系，即中国负有保障其他国家安全，调节国家之间的冲突，“兴灭继绝”的政治义务；而其他国家需要忠诚于中国，通过朝贡的方式表达臣属之意。

历代中原王朝都在建立政权后，致力于构建这一区域国际秩序。在这之中，尤以汉、唐、元、清时期的“中华亚洲秩序”较为典型。四个王朝都将中亚、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区纳入“中华亚洲秩序”之中，唐朝甚至与日本列岛建立了长期的宗藩关系。而元朝所构建的“中华亚洲秩序”，虽然辐射地域最广，却未将日本列岛纳入进来。

明朝代元，元廷逃遁至蒙古高原，建立北元政权，虽然多次遭到明军的重创，但仍能在洪武五年，取得对明军的巨大胜利。在这场史称“岭北之役”的战争中，明军三路北上，徐达的中路军直入岭北，中了扩廓帖木儿诱敌深入之计，惨遭失利。东路李文忠所率的军队因为缺少中路军的掩护，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伤亡也很大。“岭北之役”是明军有史以来的最大惨败，多位高级将领战死，士卒死亡高达数万。“岭北之役”改变了明蒙战略态势，直到洪武晚期，明军才再次发动大规模征伐，彻底消灭了北元政权。但漠北地区残存的鞑靼和东进的瓦剌，仍然对明朝构成长期威胁。终明一代，蒙古高原一直是“中华亚洲秩序”的一个巨大隐患。

与蒙古不同，日本并未有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凭借海洋天险，日本不仅抵御了元军的进攻，而且在元末明初之时，大量武装浪人还进入中国沿海地区骚扰抢掠，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作“倭寇”。明朝建立以后，亚洲众多国家纷纷朝贡明朝，但日本一直没有表示臣服。对此，朱元璋鉴于元朝东征的教训，也未利用自身强大的水军实力加以征伐。

可见，洪武中期，蒙古和日本是对明朝仍具有明显威胁的两个政权，故而朱元璋在罗织胡惟庸等人的罪行时，便将私通二者作为借口，借此将有所猜忌的政治势力大肆杀戮，以稳固朱氏皇族家天下的政治格局。